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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险恶用心和罗瑞卿的悲剧命运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号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1月下旬，罗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此时，全国正在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比、学、赶、帮、超的口号。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罗瑞卿提出了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过程中要开展比武，后来在批判时又称之为大比武。
比武的高潮是参加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成员在毛泽东带领下到十三陵观看军事表演。此时，林彪像局外人一样，正在昆明休息。在参观军事表演以后，毛在十三陵对参加会议的人员讲话，提出了“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的问题，提出了各大区的书记要抓军队，还否定了林彪提出的战略方针。7月间，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罗瑞卿的嘱托，在昆明同林彪汇报了十三陵军事表演的情况和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林表示：“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是根据最新的情况，经过最周密、最深刻的考虑的，看得最高、最远，因此，应当作为最后的决定意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共六个“最”。关键是“最新的情况”。言下之意，他的设想根据的是过去的情况，也没有错。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林彪下决心要整罗瑞卿。突破口是“比武”。10月间，为了检查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执行情况，总政组成三个工作组分别到南京、成都、武汉三个军区检查工作，然后集中到武汉，由刘志坚副主任主持研究起草调查报告。
调查快要结束时，叶群带了三个秘书要参加进来。刘志坚以生活条件差等理由进行劝阻无效。叶群率几个秘书到达部队后就集中精力挑比武的毛病。调查了三天，感到材料不够，就号召揭盖子，专找在训练中怕苦怕累的，挨过干部批评的，让他们大胆揭发，然后召开民主会，煽动战士斗干部。12月24日，叶群离开部队到广州，向先期到达广州的林彪汇报。28日晚，林彪接见刘志坚和军报副总编唐平铸，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
随后，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口号，说：“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1965年1月初，军委连续召开三次办公会议，参加人员随后又扩大到各军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讨论林彪的指示，听取总政工作组汇报在二七九团蹲点的情况。汇报虽然是由刘志坚作的，但内容则是叶群带人搞的。随后展开讨论，中心内容就是如何评价1964年军训成绩，如何看待比武。与会的绝大多数将领发言虽然一开始都要表示“拥护林总的指示”，但不赞成否定1964年军训和比武的成绩。
林彪看到仅凭这一条还整不倒罗瑞卿，往后退了一步，让罗瑞卿主持修改他的指示。后来在批判罗瑞卿时，说罗修改了78处。主要修改是三处。一是在“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了一句：“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二是在提出1965年任务时，罗瑞卿加了“气可鼓，不可泄”。三是在军训时间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实控制军事训练的时间”改为“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这些修改到整罗时都成了罪状。
林彪接着做的是在军队一些单位设立联络员，即选择一些人，让它们可以越过各单位党和行政组织的正常渠道，直接同林彪、叶群联系。林彪、叶群通过交底，动员他们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到下半年，李作鹏等4名高级干部和林彪的秘书等共写了9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这些材料从10月起陆续到了林彪手中。林彪、叶群还曾动员萧向荣、梁必业揭发罗，遭拒绝。萧、梁后来在“文革”中也挨了整。
11月18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同时给毛泽东送去兰州军区《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
同日，叶群带着这些材料乘飞机秘密到达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
12月2日，毛泽东对林11月18日的信和所附兰州军区的报告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说明林彪、叶群的状告准了。
接着就是12月8日的上海会议。叶群在会上作了三次、共约10小时发言，指责罗瑞卿是野心家，逼林彪退位。又编造了据说是罗瑞卿让刘亚楼转达的四条：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健康；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放手要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叶编造的这一些，刘少奇表示“难以置信”，邓小平说是“死无对证”。罗瑞卿则坚决否认。最后，毛泽东提出：“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林、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从这些事实看，决心整罗是林彪。但是毛泽东听信了他的诬蔑不实之词。毛泽东为什么会同意召开上海会议?这恐怕同他即将发动“文革”有关。他当时已经对处于一线的刘少奇等不信任，因此准备依靠林彪等来发动“文革”。就在这时，林彪提出了对罗瑞卿的严重指责，这使毛泽东处于必须同意林彪的地位。
为了将罗的罪名坐实，1966年3月又开了京西宾馆会议，并通过吴法宪逼迫刘亚楼的遗孀在吴一手炮制的伪证上签字，此次会议导致罗3月18日跳楼。随后，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便大讲政变，列举了从春秋战国到民国，历代宫廷政变的血腥材料，耸人听闻地说彭、罗、陆、杨“要杀人，要篡夺政权”，把彭、罗、陆、杨硬捏在一起，尽管这四位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
直到此时，毛泽东仍然不愿意把罗瑞卿打倒。他曾设想要调罗瑞卿到江西工作。
附带说一句，罗当时由于兼职多，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军衔虽然是大将，但见报时他的位置有时排在几位老帅之前。他是军委秘书长，中央和军委开了什么会，要他去向各位老帅报告，实际上是传达。这种状况当然不是他个人造成的。而他工作起来从不推诿，因此，一些干部认为他太突出，太露锋芒。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被打倒的理由。 (作者：黄瑶 光明书摘) 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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