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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哪里都不是故乡似的”
中国不够舒适，祖国则不够亲切，“在很长时间里，中西两种文化我们都不适应，”高天露说，“好像哪里都不是故乡似的。”
在17岁第一次去英国之前，柯鲁基本上已经成长为一个标准的北京土著。尽管他从小就很明确，自己是外国人，可当时他不说英语，也根本不知道外国在哪里。除了1957年曾随家人短暂回访加拿大期间见识了很多从没见过的东西，包括动画片和尼亚加拉大瀑布，意识到世界别有洞天之外，他并不认为自己呆在北京有什么不妥之处。
1966年，戴维·柯鲁克一家去英国呆了4个月。对于正在风行伦敦的“反文化”他印象深刻。他清晰地记得那是甲壳虫乐队的第一个高峰期。
这是一段自卑感如影随形的日子。柯鲁总是怕被人们识破自己并不是英国人。在伦敦他短暂地上了一段时间学，让他对于自己在英国生活的种种设想统统破碎，“一下子心就凉了”，他发现自己身上带有明显的红色中国的印记，与英国同学们格格不入。
1973年柯鲁得到机会再次返回英国。他和弟弟退掉了中国政府给的机票，用换回来的钱，经过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一路乘坐公共汽车返回英国。在伦敦，他在一家零件工厂短期打了一段工，这段经历让他彻底陷落到了沮丧当中。他突然发现英国工人的口音、文化都跟别的阶层完全不一样。他觉得他们没有什么文化，除了性、酒精和足球之外别无喜好。中国的工人看《参考消息》，英国工人则看黄色杂志。柯鲁恐惧地意识到，自己如果回到英国，就很可能要过这样的生活。那时他思考问题时还用北京话：“哎哟，可别一不小心栽在这儿了。”
柯鲁缺乏进入更高阶层的自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身上已经打上了鲜明的中国烙印。“我感到英国年轻人无拘无束，口才极好，”他回忆说，“我自己虽然也是英国人，却表现得古板笨拙。”
对这些外国小孩来说，中国不够舒适，祖国则不够亲切，后者的丰富和繁华的往往使他们紧张不安。
“在很长时间里，中西两种文化我们都不适应，”高天露说，“好像哪里都不是故乡似的。”
高天露1967年出生在中国，在北京西颐小学上学的时候，她经常被欺负，原因仅仅是她长着黄头发。直到现在，她也不许家里的保姆使用墩布，因为那时曾被人用墩布杆打过。
当时走在街上，满街只有她和哥哥两个小黄毛。他们去王府井的时候，交通为之堵塞，人们围观的场面壮观而可怕，他们不敢移动，只好看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挤过来，圈子越来越大。
高天露想成为中国人，希望能够跟大家一样。在上小学二年级的一天，她躲到公用厕所里，用墨水把头发抹成黑色，当她走出厕所时，立刻受到熟识的同学的嘲笑，上午做课间操时又出了汗，弄得满脸墨水，成了学校里一个著名的笑柄。
而对莫沫来说，到中国来，最初意味着一种解脱。在秘鲁，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送她去一所富人学校读书。当时的秘鲁早已是“拉美化”的典型国家，贫富差距拉大到荒诞的程度，这所学校的小学生们因此而热衷于炫耀财富，让莫沫恐惧于被人发现自己不是生于富人家庭这一事实。
在大家都一样穷的中国，她终于感到了幸福。她剪了头发，穿上打补丁的裤子，当它短了的时候让妈妈在裤腿处接上一截儿。夏天里，学校组织大家到猪圈里去挖苍蝇蛹也令她快乐，因为同学们被分成不同的小组，自己的组挖得多，她亦与有荣焉。
她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当上了小组长。可是，学习成绩却成了在秘鲁始终是班级第一名的莫沫的噩梦。中文不行，课程自然跟不上。另外，在政治考卷上看到“请你写出你对上一段话的理解”时，她竟然会写上自己的理解而非标准答案。上到初二时她终于绝望了，放弃了做第一名的梦想，决心做一个好的少先队员。在学习雷锋活动中她做了不少好事，给暖气管刷银粉的活动中她表现出色，乒乓球比赛她积极参与，学校运动会的400米比赛她获得了冠军。
可是她仍然得不到周围人群的承认。愤怒终于开始了。1983年，莫沫钻进了学校的防空洞。为了长久地留在那里，她把父母给的零花钱都用来买电池，以便手电筒支撑得更久。在封闭的洞穴里，她与少数几个同样孤独的朋友长久地谈话，以避开上面的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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