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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比较接近真实的朱元璋像
北京故宫博物馆所藏的朱元璋像
明孝陵神道
作者 岳晓东
(作者为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
明太祖朱元璋既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又是少有的暴君。对他中晚年的一系列暴行，史学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蜕化变质”论，二是“政治需要”论。作为前者，它强调朱元璋杀功臣是小农思想的局限，是帝王思想的堕落，也是农民义军领袖的蜕化变质；作为后者，它强调朱元璋杀功臣是帝王之术，是政客的一贯伎俩，也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
虽然，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它们无法解释一个重要事实：同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什么不可以像刘邦、刘秀、司马炎、李世民、赵匡胤等人那样雍容大度，善待功勋呢？
朱元璋在历代开国皇帝中心理素质最差
作为一个心理学者，我一向对历史人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这些人物。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一直是我的关注焦点。在详细梳理研读记载朱元璋事迹的史料后，我认为，较之其他历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心理素质是最差的一个，差到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障碍与人格分裂。
对此，我想以“重八——元璋人格分裂猜想”来概括朱元璋的心理扭曲历程，它主要包括三个假设：(1)朱元璋患有严重的神经症；(2)朱元璋的神经症导致他出现人格分裂；(3)朱元璋滥杀功臣的精神防御机制是替天行道。
因夺取政权而患神经症，出现严重缺乏自信、疑神疑鬼、易生妄想等症状
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幼名重八。他出身赤贫，早年被迫到皇觉寺为僧，曾饱尝世间冷暖人情，后投效郭子兴部下，很快成为一名战将。朱元璋善于挖掘人材，很快就聚集了一批高级谋士，如李善长、宋濂、刘基(伯温)、朱升等人。他们为朱元章出谋划策，使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同时，也逐一扫除了其他的农民义军，并于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可悲的是，朱元璋在开创天下时，尚能广招天下文人贤士，并放心任用手下部将。一俟天下方定，他却开始担心文臣们会鄙薄他出身贫贱，武将们会篡夺他的皇位。
久而久之，朱元璋出现了典型的焦虑型神经症表现，如严重缺乏自信、疑心疑鬼、极度敏感、易生妄想等。为了缓解其焦虑，朱元璋以整肃朝廷命官及屠杀官民为乐，如他发明了廷杖的惩处手段，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尊严，很多人竟“立毙杖下”，没有杖毙者也落得一身残疾，被发往凤阳或其它边州远郡充军。仅到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光谪屯凤阳的官员就有一万多人。此外，朱元璋还开创(恢复)了许多惨无人道的刑法，如凌迟、刷洗、抽肠、剥皮，黥刺、阉割、挑膝盖、锡蛇游等等，其野蛮残暴程度超过了历代君王。
洪武十三年，朝廷发生了胡惟庸案件。胡惟庸本是开国功臣李善长的女婿，曾任左丞相。他在任期间结党营私，坑害异己，且贪污受财，图谋不轨，所以被朱元章诛杀，无可厚非。可朱元璋却借此行上下左右株连法，造成胡党大狱，延续十年，诛杀三万多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个功臣宿将全家人，也累及李善长全家被杀，宋濂全家被贬，宋濂本人也死在流放途中。
朱元璋对文人的猜忌也到了神经质的地步。浙江府学林元亮为人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之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朱元璋竟认为“光天之下”是喻自己是秃僧，“作则”是喻自己做贼，下令将两人处死。由此大兴文字狱，令大臣文人都小心翼翼，缄口不言，朱元璋却从中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凡此种种都表明，朱元璋的心态极为扭曲，缺乏一代明君应有的胸怀。
因焦虑过分而人格分裂，根源在于朱元璋成就焦虑与皇位焦虑过度
朱元璋神经症的根源是成就焦虑和皇位焦虑。心理学对焦虑的定义是因社会因素而引发的忧心忡忡、忐忑不安和极度的紧张情绪。朱元璋的成就焦虑表现为他想遥比尧舜，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其中没有任何豪族和贪官污吏；朱元璋的皇位焦虑表现为担心朝廷要员会逐渐架空他的权力，甚至蒙骗愚弄他。这两种焦虑的交互作用，使得朱元璋长期生活在高度忧虑与紧张的亚健康状态下，性格日益偏执，终而达至人格分裂。
按理说，朱元璋由一个贫僧一跃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开国皇帝，他本该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充满自信才是。但朱元璋的人格悲剧在于：他的急功近利做法必然会在现实中遇挫，对此他非但没有作自我批评，反而迁怒于属下，动辄杀人，株连九族，期望以严刑治乱世，到头来只能徒增挫败感。此外，朱元璋越老越自卑，他既不相信唐太宗的布衣宰相班子会善始善终，也不相信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可以令人高枕无忧。所以，臣下的成就越高，他的皇位焦虑也越高，这增强了皇权和相权的冲突，导致后来彻底废除相位。
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前后有一个明显的人格断带，俗称“性情大变”或“判若两人”。在心理学上，这是典型的人格分裂表现，它泛指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出现结构性转变。此时的朱元璋变得相当自恋，它突出表现为缺乏同感、刚愎自用、偏执冷酷。这与早年的朱元璋可谓大相径庭！
由此，朱元璋一生的焦虑走过了一个U字型轨迹——早年是生存焦虑，晚年是成就焦虑和皇权焦虑，它构建了朱元璋的一个个“心牢”，使他不断陷入庸人自扰的困境。与之呼应的是，朱元璋一生的处事方法也有一个U字型变化——早年用行伍做法消灭敌手，晚年也用行伍方法铲除对手，将所学到的仁、义、忠、恕等儒家治国理念尽抛九霄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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