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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的抗日战争后期，基于政局的变化，中共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应否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成了中国人民和同盟国民主舆论界十分关心的问题”。
一、1944年初，随着战局的变化，中断近一年的两党谈判再度启动；基于战局的变化，毛泽东逐渐将民主政治问题引入谈判，从而改变了国共谈判的性质与方向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蒋介石一度企图以军事手段解决中共问题，国共关系因而继皖南事变后再度紧张。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其制约下的政治生态的演化，1944年初国共双方都做出缓和的姿态，中断近一年的国共两党谈判再度启动。
1944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成为推动国共谈判步伐的催化剂。“一号作战”是抗战后期日军在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最后的战略进攻，对中国政治发展构成了影响最为深刻的政治背景。
国民党对“一号作战”的军事研判和政治反应出现明显失误，从而导致正面战场上出现豫湘桂战役大溃退的局面，而且盟军的诺曼底登陆开辟的欧洲第 二战场并没能牵制日军“一号作战”。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对两党谈判仍遵循以解决军队问题为核心的传统应对思路，丝毫没有意识到汤恩伯部在河南的溃败会给两党谈判注入什么新的因素。
1944年5月4日，中共代表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在西安重开国共谈判后，国民党仍以例行谈判待之，提不出任何方案来，而是要求中共先拿出具体意见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迅速将战局变化与国共谈判联系起来，不断加重谈判的筹码。基于战局之变化，毛泽东逐渐将民主政治问题引入两党谈判，从而改变了国共谈判的性质与方向。
二、1944年6月初，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毛泽东指明：“将来可能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由此联合政府的构想呼之欲出
以河南战役汤恩伯的溃败为背景，中共将谈判重点变为要求实行民主政治。1944年5月16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提出一个二十条要求的谈判方案，内中将全国性政治问题提上国共谈判议程，有关的三条是：1.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2.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3.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民主政治”要求的提出，标志着国共谈判即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6月初，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毛泽东评估了在日寇这次进攻下国民党可能面临的四种前途，指明：“将来可能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由此联合政府的构想可谓呼之欲出。这反映到谈判中，即在6月5日双方互换的提案中，中共十二条的新方案仍保留了有关全国政治问题的原3条。
三、美国的介入在客观上促进了“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1944年，美国直接干预国共关系。6月18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目的之一正是过问国共关系。在与蒋介石会谈中，华莱士就国共问题与蒋交换意见，并当面直接提出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问题。美国的介入，为此后的国共谈判增加了新的变数。
华莱士访华前后，中共加强对美宣传，强调国民党独裁制与美国民主制的对立。在美国介入的背景下，国共谈判仍无大的进展，国民党以空洞的民主化为由搪塞中共的提案。7月19日，毛泽东指出：国共谈判无进展，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关系的根本调整还有待时机。不久，日本的进攻和美国的施压触发了国共谈判态势的变化。在军事接连溃败、美国对国民政府丧失信心之际，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由史迪威指挥在华美军及中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史迪威事件”。
此后，史迪威问题日渐尖锐化，成为打入国共谈判的一个楔子。当美、蒋关系出现裂痕之际，美国与中共关系有了重大进展。1944年7月22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在组长包瑞德率领下进驻延安。对此，中共极为重视，发出外交工作指示，将对美“外交”纳入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之中，双方一度出现军事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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