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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您今天怎样评价“反右”和“文革”当中知识分子之间的攻讦？有的是落井下石，刺刀见红，您认为这种做法，是来自于一种心态上的投靠艺术形态，要效忠于当权者，还是更多来自那种人性的污浊？
余：有好几种知识分子。我反复讲到，像老舍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从来不可能自己主动地去揭发一个人，肯定是在党对某一个人定案以后，他跟随着社论写几篇表态式的批判
文章。包括巴老，他在《随想录》里也写到这些。这都是可以原谅的。这和那些只要有整人的机会就整人的人是不一样的。整人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就是上面组织并不知道某人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断地能够寻找出那人有好多好多问题来，不断地提醒那是坏人，并不断地提供揭发材料。这一种增加了灾难。第二种，某人的问题本来就这么大，有人却不断弄得越来越大，到最后明明一个非常普通的文人，可能在日本人的时候做过一件什么事，突然就变成了汉奸，或变成了什么。无论是挑头揭发的这种文人，还是要扩大事端的这种文人，我觉得很难在文化的本来意思上去说他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队伍，他们是灾难的扩大者，中国文人当中相当多的人是这样。而且，在我看来，这也是中国每次政治运动会搞成恶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开始的时候，政治运动的范围可能还没那么大，由于他们的揭发、批判，由于他们的慷慨陈词，使这个事情怎么也收拾不了了。这非常糟糕，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像老舍、巴金这样的人，听到哪个运动过去，他们会松一口气，为自己松一口气，为朋友松一口气；而有的知识分子，一听说政治运动不搞了，他们会非常失落。揭发是他们揭发的，扩大是他们扩大的，他们该怎么办。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希望，甚至恳求领导把这个运动搞下去。
傅：当他面对可能要接受重新再评价的时候，自己感到非常失落了，甚至可能还有内心的恐慌。
余：对，就这样，他们还要坚持极“左”的观点。而且只要一有空，就会不断地来延续整人的这么一种潮流。对这样一种潮流，不管他们举什么旗号，我们一定要警惕，因为他们永远是在整人。我自己有非常切身的感受，现在中国文坛，大家都会想，余秋雨可能过去在“文革”当中做过一点事。这被他们夸大了。其实很可能大家不知道，这完全是一件被颠倒的事情。这我可以讲一讲，尽管写文章的人也就是两三个人了，但他们写了很多很多文章。
傅：包括最近您跟古远清打官司？
余：对。这是非常好笑的一件事。“文革”的事情他们能讲的只是“石一歌”，其他的都讲不出什么，因为其他什么也不是，就只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可能现在很多青年人都已经不知道，十年“文革”是分了很多段落的，简单说来就是林彪“爆炸”以前，造反派掌权达到高潮时期，老舍先生就在这个时期一开始去世了；林彪“爆炸”以后，毛主席感到问题严重了。这时主政的是周恩来。周恩来生病以后，主政的是邓小平。邓小平主政以后，“四人帮”又开始撺掇毛主席批邓，“文革”最后两年是批邓。两头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是造反的夺权时期，后面是批邓时期。千万不要忘了，中间的时期是林彪“爆炸”以后周恩来主政和邓小平主政的时期，这要分清楚。分不清楚就完全搞颠倒了。“石一歌”这个小组，现在有充分的史料可以证明，是林彪“爆炸”以后，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说现在必须复课，以鲁迅作为教材。因为没有资料，于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一个鲁迅教材编写组，上海每所大学出一个青年老师，大学校出的人多一点，小学校出人少一点，由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来组织。上海戏剧学院派的青年教师就是我。这个小组完全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成立的。教材编到1974年的时候，突然搞“批林批孔”了。小组里边有一些教师，跟风去写一些和“批林批孔”有关的文章。这个时候“石一歌”小组这个名字开始犯错误了。遗憾的是，我1973年就离开了。也就是说，这个组犯错误的时期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我在起诉的时候说，我等了你们九百多天，希望你能讲出哪怕我说的一句“石一歌”有问题的话，哪一句是我写的，一句也没有。
傅：您曾经是“石一歌”的组员，但在它出问题之前，您早就离开了？
余：这实际上也不能叫成员，那就是各个学校组合起来的一个现代文学教材编写组。
傅：就是一个教学班子？
余：完全是编教材。我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为《呐喊》作过几条注释，写过鲁迅传记中他在广州的一段，就这么两件事。一点政治倾向也没有，是纯粹的学术。所以，“参加”这两个字就不对，不对在哪儿呢?芽首先，这完全是个教育工作，不是参不参加的问题。参加共产党要申请，须要批准。这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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