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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那一天下午在会议室开过会吗?您跟老舍有过直接接触吗?
周:这个记不清楚。我跟老舍之间,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接触。我1958年分到文联,“文革”时我只是一般干部。我们没有多少接触的机会。
郑:那时文联的“文革委员会”一共有几个人?
周:赵树藩是主任,浩然和马联玉是副主任。还有薛柯兴和李生。薛柯兴也许不是委员,记不清了。李生是委员,因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我因为是比较年轻的干部,也选我参加。李生我记得是委员,如果不是,当时也很活跃。
傅:听说过有个叫侯文正的吗?芽
周:有,侯文正是北大的学生。他在“文革”开始前,大概1965年到1966年初,到文联来实习。“文革”开始的时候,他的实习已经结束,回了北大。但是文联搞改革以后,他又想参与,老打听文联怎么样,好像想回来看看,想参与这行动。
郑:有的人说是他招来的红卫兵。
周:这只是一种说法,我搞不清楚。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我们艺术馆的某些干部招来的红卫兵,这两种说法我都听说过。艺术馆的同志招来红卫兵是有可能的,文化局每年都搞文艺“十一”游园活动,有大量的中学生参加“十一”游行的文艺大队。因此艺术馆的干部都融进了红卫兵,彼此有很多的联系,或许是公务上的联系。所以,由艺术馆的干部招来红卫兵这个说法是有可能的。但侯文正招来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运动的时候他在。我记不清楚了。
傅:他的山西家乡口音很重,而当时在场的都是北京人,他如果在那儿吆喝应该挺明显的吧?
周:没有,他吆喝没吆喝我没印象,因为他并不认识文化局的人,他只认识文联的人,认识老舍。他与文联的有些头也不一定全认识。至于我们大院的人,他可能知道谁是谁。
郑:侯文正叫红卫兵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不认识红卫兵?
周:可能吧。
傅:您认识一个叫曾德芳的吗?芽
周:认识啊。
傅:她当时在现场吗?芽
周:应该在现场,因为都是文联的干部,她是《北京文学》的编辑。
傅:能采访到你很高兴,您觉得我们在采访这么长时间之后,还应该找什么人?芽
周:曾德芳你们找过吗?芽
傅:我知道她在合肥,想有机会去合肥找她。
周:她算比较年轻的干部,也比较活跃,后来跟我是一派。在“文革”初期,我们和浩然都是很好的朋友,在一起工作,也没什么分歧。后来,文联也开始分成两派,这时我跟浩然就不在一派了。浩然、马联玉他们就成为一派。我们这一派比较经常在一块讨论问题,有人对有些说法看不惯。
郑:一些什么说法?
周:那是后期了,我觉得他们做得不合适,对出身不好的人过于苛刻。我们看不惯,跟他们有分歧。
郑:在“八·二三”之后文联还有类似的大规模的批斗吗?芽
周:文联本身没有了,文化局可能还有。就说老舍这一次,如果他没来,也没有红卫兵的话,文联内部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傅:当时您觉得文联是混乱的失控状态吗?
周:实际上相互之间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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