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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桥梁人群
据潘绥铭介绍，一系列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发现，事业小有成绩的男厂长、经理、老板被锁定为最危险的桥梁人群，他们的嫖娼率在所有职业中最高。他们的嫖娼可能性，是城市男性工人的10倍；是各种农村男劳动者的22倍！
潘绥铭认为，仅仅把宣传人群锁定在“小姐”或处于青春期发育的青少年身上效果不大。要想有效阻断传播途径，就该教育那些手握决定权的男人而不是“小姐”。
不信任是好事
潘绥铭强调未来艾滋病从低流行率爆发为高流行率时，有一种可能就是普通人也成为感染传播者。“不信任你不意味着不爱你，爱你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信任你”这样的观念一定要反复宣传。这可以称得上第二次性革命。在和伴侣发生关系时，必须假设他是和别人有过性关系的，所以一定要提倡使用安全套。
性学专家曾多次入住红灯区
有人说，“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有位教授家里有世界各地各式各样的毛片儿。”这是笔者第一次听到关于潘绥铭的描述。“为什么不能有？就像我家什么书都有，为什么不能有毛片儿？”潘绥铭扬眉反问，一副不可理解的神情。
妈咪主动要嫁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潘绥铭教授似乎一直是这样处于传奇与流言的风口浪尖。
1985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开“外国性观念发展史”课，被首届学生斥为“脸皮厚”；从1997年起，他多次只身闯入红灯区，与小姐们吃住一起，进行入住考察，出版研究中国地下性产业的专著《存在与荒谬》，中国青年报和南方都市报以“教授卧底曝光性产业”为题加以报道；在他2000年的新书结尾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位接受他访问的妈咪(性产业从业者)在送别时说：“你娶我吧！”；当笔者去性社会学研究所资料室查书时，连那位和善健谈的女管理员都正色对笔者说：“希望你不要做对潘老师不利的事！”
乍见潘绥铭，觉得他不太像是位学者，倒像是个常常跑码头的商人。肤色微黑，脸上常带油光。两道不太浓的眉毛颇有喜剧色彩地向外分着，不大的眼睛里透着对世事的通达，嘴角一抹略带讥诮的笑意时隐时现，似乎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却又在严肃时令人不敢逼视。
出身于高干家庭的潘绥铭身上出人意料地有着很强的平民色彩，把他往人堆里一放，绝不会比任何一个走在大街上的中年男性显眼。这也许与他的经历有关。他九岁时父亲就被发配，到三十岁时父亲才平反离休。“所以我并非高干子弟，那个圈子也绝不认我。”他当过红卫兵、狗崽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工农兵中专生和机关小职员，“所以哪个阶层也不像”。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些经历，他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在他的研究中也时时流露出来。
平等对待小姐
在采访中，他反反复复强调的只是一点：小姐也是人，对她们进行的研究，也必须是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他借用一位朋友的话说：“怎样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小姐呢？只有4个字，就是‘自甘堕落’，就是让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光环’彻底休克。”他说起研究中最大的苦恼便是：“明明看到她们需要帮助，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她们！”而他接下来的话更为惊世骇俗：“所以我只能帮她们招客，这是一个什么也不侵犯的事儿，反正不招他们也会来，但是我往那儿一坐，生意就会好得多。”也许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关怀，让小姐们对于这位陌生的闯入者说出了心里话，潘绥铭的研究因此也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作为一名学者，研究的是性问题，多次入住红灯区，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猜疑、误解甚至压力和风险。潘绥铭对此十分坦然：“中国人老自己吓唬自己，有什么困难啊？你就租一间房住在那儿不就完了吗？有人说你怎么可能跟小姐打成一片，都不相信我。那你跟你的女同事是怎么接触的？”
自己并非异类
潘绥铭这样形容自己作为学者的社会责任：“严格来说，学者不管对策。搞对策搞得太多了容易丧失视角的独立性，学者的价值在于看到政府看不到的东西。学者的任务是教育政府，当然不是帮政府解决问题。”他对于自己学者身份的认识，冷静得近乎刻薄：“在中国，同样那本书，那件事，不是我写的，出不来；如果没有费孝通的题字也出不来。因为你的位置在这儿，你说的话，人家觉得是学术，比你高明的人的话人家却说是胡说。在这个问题上(指红灯区问题)，教授都不是专家，专家是妈咪。”
采访快结束了，笔者终于问了一个久已想问的问题：“您给人的感觉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学者，而您的学术作品，在行文上也非常有个人特色，您怎样看待自己的这种‘另类’？”“那怨你，不怨我。你以为教授是什么样的？在人大里看看，不符合的人相当多，根本不像人想象的那样。就跟音乐界一样，窦唯什么的，他们自个儿一点不觉得自己异类。”潘绥铭摇着头，嘴角那抹讥嘲的笑容再度浮现。 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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