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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姚文元来说，195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他得意过，也经历过风险。但是，这一年，他终于成了一根“棍子”。
姚文元开始“跟风”
从1956年底到1957年初，毛泽东多次谈到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大力倡导实行“双百方针”，使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活跃起来，使广大知识分子备受鼓舞。大家献计献策，一时间，各种风格的文章也纷纷见诸报端。
对当时知识界发表的大多数文章，毛泽东都比较关注。他尤其关注知识分子成堆的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在读这些文章时，毛泽东更注意姚文元的文章。在此前批判胡风时，毛泽东就很赏识姚文元的文章，并且通过柯庆施了解了姚文元的一些情况。到1957年初，他两次夸奖了姚文元。
一次是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了文艺界的情况时，提到了姚文元，说姚文元的文章“是不错的”。而且他是在讲了文章要讲究辩证法，讲两点论，在百花齐放的前提下，肯定姚文元的文章的。这实际上就是说，姚文元的文章是讲两点论的，是讲辩证法的，是对百花齐放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章。
另一次是在1957年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赴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文化教育代表团时发表讲话。毛泽东说：“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当时，姚文元也是上海文化教育代表团的代表之一。
回到上海后，姚文元格外注意起政治问题来了。他特别关注北京的消息，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人民日报》。他主要是看头版头条的新闻和社论，然后看重要文章，以此来揣摸中央的精神，他几乎每周都要去见柯庆施、张春桥，有时一周去几次。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了解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动向。毛泽东在北京的几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他用心地记在小本子上。晚上夜深人静之时，他就翻开这些小本子，仔细揣摸毛泽东所讲的每一句话，以及每一句话中所包含的深层意思。经过一段时间的揣摸，姚文元隐约地感到，毛泽东最近有一个认识上的变化，就是要通过发扬民主，给共产党提意见，来防止共产党内产生官僚主义。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似乎证明了他的这一揣摸。
不久，从中央传来了毛泽东在4月30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这次整风，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这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姚文元感到，中央要搞全党整风，要发扬民主，可以大胆提意见了，提得越多越好。
姚文元认定自己揣摸到的毛泽东的想法和中央的精神，是准确的，于是便开始行动了。1957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敌友之间》一文。姚文元在文章中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写道：“有这样的人(也许一万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他用把同志当作敌人来打击作为抬高自己‘威信’的手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这种人的口号。但历史证明，这种极个别的冒充‘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野心家，是并不能永远维持自己的‘威信’，他迟早总会被拆穿。”就在同一个月，姚文元又在《文艺月报》1957年第2期上发表了《论“知音”》一文。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批评家应当成为作家的知音！他不是高高在上给作家打分数的教师，他应当成为懂得作家的心的挚友和诤友……”“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惺惺惜惺惺’，批评家和作家之间也应当有这种感情。”1957年5月13日的《解放日报》上又发表了姚文元的《放下架子！》一文。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直接批评党的领导干部说：“一个领导干部要同群众接近，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放下架子！”“一个党员要同党外人士谈心，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件事同样是：放下架子！”
可是，政治风向在姚文元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改变了。1957年春季整风时，有少数人跳出来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毛泽东经过对形势的分析，于1957年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毛泽东这篇文章向全党发出了一个信号：现在形势变了，资产阶级右派已经在向全党进攻了，我们要等待时机，反击右派。这篇文章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在5月中旬即已印发省市一级负责同志。柯庆施是看到了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柯庆施把这一重大政治信号告诉了张春桥，但张春桥却没有告诉姚文元。姚文元还是一个基层干部，张春桥不能告诉他。
《录以备考》成“救命稻草”
然而，姚文元也并非等闲之辈。善于研究政治风向的姚文元虽然不知道中央精神的变化，但他却从新华社一条只有几句话的报道中，察觉到了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1957年5月2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很短的电讯稿，报道了毛泽东5月25日下午在北京接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消息。电讯稿中引用了当时毛泽东说的这样两句话：“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这两句话中的后一句，引起了姚文元的注意。他的脑筋急速转动起来：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反复掂量毛泽东的这句话，终于明白：毛泽东说这句话，肯定是有所指的，那就是说，现在有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联系当前思想理论界的各种鸣放观点，姚文元恍然大悟：毛泽东这是公开打出了一个信号，要反击右派了。想到这里，他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想起前一段时间自己发表的文章中的话，足可以被称为右派的。现在要挽救自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立即转向，主动反右，先发出反对右派的第一枪。这样，一则可以掩盖自己过去的言论，二则可以继续“跟”上已经转向的“风”。姚文元翻身起床，打开台灯，把《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这三份报纸上转载的新华社电讯稿的文字反复对比后，又看出了一点问题，他决定就抓住这点问题做一篇文章，抢先转向，反击右派。于是，他提笔写了一篇题为《录以备考》的文章。在文章中，姚文元写道：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这个奇妙的秘诀，是我最近从报纸上得来的。
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意却极深远。《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两个铅字那么大。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三个报纸编辑部对一条新闻的估价相差如此之远呢？
我不想判别是非，也许各有各的道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吧，因为不同的编报方法也是“争鸣”之一种。毛主席就说过，报纸这样办，那样办就是两家。我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优劣，因为现在也还是各人顾各人的方法去办。我更不想去追究各人着眼点不同的心理状态，因为我并无“未卜先知”之才。所以关于是非、优劣、原因，都有待进一步加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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