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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多名中共党员在台湾被抓
据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记载，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中共高层由延安派台籍高级干部蔡孝干任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赴上海组织相关干部。从1946年4月起，首批干部从上海搭船进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干在当年7月进入台湾，陆续成立了“台湾省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等组织。
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保密局”逮捕了“台湾省工委会”委员陈泽民，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逮捕了蔡孝干。意外的是，作为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拥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蔡孝干在一周内供出了所有同志，造成400多名中共党员被抓。国民党政权使出流血肃清手段，书记以上未供出同志者悉遭枪决。
朱谌之也是被蔡孝干供出的。她由大陆来台湾与吴石接触，取走了吴石转交的重要军事资料，向蔡孝干报告工作。后在吴石的安排下，朱谌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前往当时仍在其控制下的浙江定海，准备搭船前往已由共产党掌握的上海。“保密局”得知情况，立即拘留吴石进行调查，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将朱押回台湾。
“母亲的遗骨能从台湾回大陆吗？”
2002年，朱晓枫透过媒体写了一封信给我，感谢我提供关于她母亲朱谌之在台湾的详细报道和珍贵的照片，并问我能否协助寻找她母亲的遗骸，希望将先人的骨骸或骨灰迁回大陆。我感觉这件尘封已久的旧案可能会变成我的新任务，一个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务。
2003年春节，我带着家人到大陆旅游，在上海停留时，朱晓枫和她先生以及作家冯亦同由南京赶来看我。74岁的朱晓枫说，自己惟一的心愿就是死前迎回母亲的遗骸，此外，她还提供了一篇朱谌之的友人陈修良在大陆写的文章。
陈修良的文章说，朱谌之本名朱枫，出身浙江镇海名门，就读宁波女师时积极参与学生活动，毕业后远嫁东北一富裕陈姓人家，此前，丈夫与原配已有子女数人，朱谌之又生下女儿陈悼如(后改名朱晓枫)。后来丈夫过世，朱谌之带着女儿回到镇海，与后来加入共产党的革命青年朱晓光结婚。
抗战爆发后，朱谌之跟着丈夫朱晓光，在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因干练被派往上海、桂林等地，从事左翼文化宣传活动。1944年，朱谌之在上海遭汪精卫逮捕，不久获释，第二年，朱谌之加入共产党。1948年她被派往香港。1949年，中共华东局为了与去了台湾的吴石重新联系，要找一位适当的人选，他们选中了朱谌之，因为她前夫的女儿陈志毅与丈夫王昌诚在台湾，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
朱谌之突然接到上级的这项命令，只好取消返回上海的计划。
据朱晓枫提供的情况，朱谌之当年寄居在女婿王昌诚(王朴)、女儿陈志毅的家中，如果收尸，应是王昌诚去。王昌诚一家的下落成了惟一的线索。
受朱晓枫之托，我开始寻找王昌诚的下落，一开始只能从户政登记着手。我拿着朱晓枫的委托书，向台北市政府申请寻人，大约两周后，承办人员来电说，他们过滤了16个“王朴”，发现其中一位的年龄与省籍背景相当符合我的陈述。对方将这位“王朴”的住址传真给我。
那天夜晚，我怀着万分期待的心情，循着地址找到一家专门安置贫穷老人的公寓。按了门铃之后，一个穿着汗衫的老头应门。那是一间狭小的居室，从门外可以看见房里有些脏乱。“您是王朴先生吗？”“没错，有什么事？”老头一口纯正的北京腔。“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务处工作？”“没有！”我心中的火焰顿时被浇灭了。
找到了王昌诚的夫人
这次寻人受挫刺激我要继续下去。既然媒体具有强大的力量，我不妨改由媒体着手。2003年8月，我在台湾《中国时报》大陆版上发表长文详述此事，同时在电视台播出了对朱晓枫的访问，海外与大陆一些主流媒体也做了转载。
不过，我还是没有收到王昌诚的任何消息。难道他们已移民海外？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王昌诚的家人读到了报道，但不愿出面。
这段时间，我经过南京时，常和朱晓枫、冯亦同小聚。我说寻人的事毫无进展，实在抱歉，朱晓枫好像反而看开了，提到她母亲时反而有一股宽慰与笃定。
为了追寻朱谌之的下落，我发出了许多报道，意外地使朱晓枫获得了更多关切，朱谌之也被赋予诸多荣誉，朱晓枫的内心已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满足。母亲将流芳史世，永远活在世人心中，骨骸在哪里似乎已不那么重要了。
今年2月，我突然想到托台北市前任“民政局”局长林正修帮忙。此君熟识户政管理人员，曾投身社会运动，生性仗义，举办过许多纪念“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活动。我有一种莫名的预感，觉得这次会有突破。
果然，春节后，我接到正修的电话，说王昌诚已过世，不过陈莲芳(陈志毅的别名)还活着。王昌诚为朱谌之收尸，陈莲芳当然知道朱谌之葬在哪里，找到陈莲芳就意味着解开谜底。经过3年的寻求，答案终将出现。
正修查出，陈莲芳白天待在一个老人健康疗养院里，晚上才回家。于是，一大早我们就在这家疗养院碰头，他向我出示了一份户籍数据的复印件，上面写着：“王陈莲芳，出生地：浙江省镇海县，父：陈傅良，母：朱氏。配偶：王昌诚(殁)”陈莲芳正是我们要找的人。
我们上了4楼，告诉医护小姐我们要找陈莲芳，小姐客气地引我们到一个房间，老太太坐在一把健身椅上。根据资料，她已有85岁。擅于处理群众关系的正修马上几句嘘寒问暖，老太太也以和颜悦色相报，接着跟我们到另外一间无人的小礼堂去谈。我开门见山地说：“我受您的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
“妹妹？”老太太脱口而出，“我没有妹妹！”我解释说：“她是您同父异母的妹妹呀！”老太太好像还没明白，脸色变得凝重。于是我提到她的继母朱谌之，她马上说：“朱谌之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我于是赶紧从包里找出朱晓枫寻人的委托书，老太太看着委托书上的一堆名字若有所思，神色趋缓，她已经记起朱晓枫这个小妹妹：“我跟她不太熟，不过，她那时好像不是用这个名字。”
这段往事在我们之间架了一道桥梁，我继续追问最重要的事情：“朱谌之被枪杀后，是您的先生收的尸？”老太太说：“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您知道埋在哪里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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