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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文章发表了，全国上下都学习也就算完了。可是唯有邓小平明察秋毫，看出了张春桥文章中的问题。邓小平于是找到毛泽东，就张春桥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请教毛主席，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邓小平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支持。于是，毛泽东指示对于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请政治局议一议。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江青一伙“反经验主义”的问题。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在京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也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亲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心忧国家而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会上，毛泽东再次对江青一伙反经验主义、搞宗派主义等行为进行了批评。同时他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看了一遍，讲经验主义的问题，被我放过了。此外，毛泽东还说了对于张春桥我们过去不认识不了解之类的话。
此时，张春桥竟然打断毛泽东主席的话，说“我们认识……在北戴河开会柯(庆施)介绍认识的。”
这是过去所有会议上从未有过的。过去开会，除彭德怀之外，没有一个人敢从中打断毛泽东的讲话，张春桥之所以敢这么做，一来说明他对于毛泽东对自己的看法是有数的，二来也可以看出此时张春桥的狂妄程度。
就在张春桥打断毛泽东的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就批评了江青一伙：“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位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我在参加秦城监狱预审的时候看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认为这次会议基本上是毛泽东一个人讲的。其他人很少说话或未说话，更没有展开过讨论。会上，毛泽东虽然批评了江青等人，但没有下定决心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将这个问题一拖再拖，以至于在他身前都未能解决。
看过这份记录后，我对没有看到的同志说要抓紧时间看一下，对于今后在法庭上和合议时区分罪和错大有好处。不几天，有人去调这份记录看时，保管材料的同志说，已被胡耀邦同志调去了，并说这事知道就行了，不要看了。
由于毛泽东主席的这种态度，以及开始时对张春桥的某种信任，使张春桥认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换代”的时候来到了。1967年至1975年，张春桥多次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从此不再说话
1980年11月27日，第一审判庭开庭审问张春桥。审判员王战平问张春桥：“1967年9月，1968年3月，1975年11月你先后在上海、北京多次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一事，是不是事实？”
张春桥默不作声。
法庭宣读、出示了有关证词。
徐景贤1980年7月11日的证词说，1967年9月，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工总司”的全体委员时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张春桥还说：“今天除徐景贤以外，旧市委的人一个也没有，这才像个‘改朝换代’的样子。”马天水1978年1月26日的证词说，张春桥同他谈话时，指责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
法庭还传原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出庭作证。黄涛说，1975年11月张春桥在北京钓鱼台约他谈话，曾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正是由于这样的目的，张春桥开始大量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法庭还就起诉书指控张春桥在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内接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指使蒯大富在北京组织游行示威，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一事进行调查。审判员问张春桥，他始终不语。
法庭宣读和投影蒯大富1970年12月在清查“五一六”受审查时写的交代提纲，里面有“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对刘少奇。12月25日打倒刘少奇大行动。”接着法庭宣读和投影蒯大富1971年1月15日写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其中有：“春桥号召我们和刘少奇干到底。”法庭还宣读和投影1967年1月1日《井冈山》报第五版《向刘邓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记井冈山兵团12月25日大行动》一文的主要章节。
正是从“改朝换代”的思路出发，张春桥不但积极参加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的迫害，还想方设法在中央和地方安插自己的亲信。
原上海警备区师级干部徐海涛，在张春桥等人夺权之后，曾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办公室负责人，张春桥见他为人“忠实”，利用自己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之际，将他安插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任领导职务。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于会泳，由于对“四人帮”忠心耿耿，被张春桥、王洪文看中，就想法将其调到文化部，四届人大会议上又任命他为文化部部长。
如果说徐海涛、于会泳迸京担任重要职务与他们本身的专业和特长还有一点联系的话，那么周宏宝的进京任职，真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周宏宝系在沪的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之一，群众都说此人在“文革”中除了打、砸、抢之外，不会干别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张春桥、王洪文竟然将其调人北京，担任了教育部的负责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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