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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挪了挪身子，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尿不出来，憋得慌！”
■为了加强保密，也为了安全，整个5层都作为邓小平同志的病房。
■华国锋、汪东兴批准邓小平做手术。
1.特殊指令：急赴新南楼
1976年末的一个暖冬日子。
那天，我从301病房下班回家较晚。那阵子几乎天天如此。由于粉碎“四人帮”，一场历史的浩劫即将结束，许多人从外地回到北京，不少人恢复了医疗条件，看病的人特别多，处于全军总医院的一名科室领导的工作便可想而知。我几乎都是在白天门诊、查房和手术，到下班时才理一理第二天的工作，看医学资料，天天处于满负荷运转……
记得是刚吃完饭，我就听到3层走道的电话铃声响，接着听到有人接电话的脚步声，很快就听有人叫：“李主任电话！”
“唉！”我应声就往楼上放电话处跑，电话对医生很重要。
那时，301尽管经过动乱的岁月，但医生都保持着我军的良好传统，电话就是命令，命令就是急诊，急诊就是生命！
果然，电话的另一头让我速到南楼！来电话的是一位保健办值班护士，我从声音上就辨别出来了。对方在电话中没问我在干啥，也没说其他事情，就是让快到指定的地点，无疑是有急事。
我按经验判断，肯定是有重要任务。这种经验来自一个军人的敏感，也是来自一位301医院科室领导的习惯判断。因为这个医院是解放军的总医院，南楼是领导同志住的病区，同时还担负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任务。担负着类似任务的在当时不仅是301医院，例如空军在当时也是如此。有一阵，中央和国家领导同志一般不乘民航飞机，多数乘军用飞机。所以，空军专门有一个专机师。这都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
对这样的特殊指令，我们习以为常，有事一般也不多问，有急诊赶快行动，我急忙赶往新南楼。
新南楼刚盖好不久，门岗森严，在许多过往人员的眼中有着几分神秘感。
我一跨进大门，就见医院的蒲荣钦副院长。他当时负责南楼保健。还有刘轩亭副院长、白崇友政委，他们3个在那里，见我气喘吁吁走到跟前，就说有重要任务。
我仔细打量他们，看到每个人都很严肃，而且周围已布置了警戒，心中便明白肯定是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但有纪律的约束，不该问的不问。
2.“打不倒的小个子”惊现301医院
不知道这个重要人物是谁。我就同几位院领导一起静静地等待着。
很快，一道车灯闪现，“客人”到了，早已待命的护士已经把准备好的轮椅也推上来了。车门一打开，我就见到一个经常在报纸、电视和新闻纪录片中出现，而在最近又了无踪影的熟悉身影。是邓小平。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夫人、女儿，他的保健医生和护士。我当时特别吃惊，因为我做梦都没想到会遇到这样一位我所敬佩的人物。
电梯徐徐上升，我们离邓小平同志站得很近，他不大说话，电梯里很安静，静谧的气氛让我对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伟人特别注目……
“文革”中，我对打倒邓小平等老领导很不理解。
我记得1975年夏天毛泽东身边有个护士，她经常来找我看病。因为他们知道我是搞保健的，经常给领导会诊，说话也不避我。她无意中说过这么一句话："主任，主席对邓小平非常信任！可千万别向别人说啊！"
这一句话让我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采用极左路线，使党和国家许多好的领导人受迫害，搞群众运动也连累不少人。那一阵，明显感到国家倒退了，好人受罪了，我们为此都很焦急。所以，在林彪倒台后，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我们都拥护和敬仰他……
后来到了1975年11月底，又开始了反邓小平，我问那个护士："你不是说主席对邓小平挺信任吗？怎么现在好像又出问题了？"
"毛主席到底信不信任？！"她说她也纳闷，反正现在她也搞不清楚了。
她搞不清楚，我们更糊涂！我想大多数中国人在当时也糊涂。
我在电视上见邓小平同志最后一次面，是在周总理追悼会上。那天，我正好要到武汉给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同志会诊。同时，还要到广州去给一个外宾会诊。在电视上看到邓小平念完悼词以后，我才上了火车。周恩来去世让人太难过，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追悼会时，我的眼泪哗哗地流，只见到鲜花丛中总理的骨灰盒。
在火车上，我还是止不住眼泪，耳边一直响着邓小平的声音。当时，我心里在想，总理去了，邓小平同志可不能再被打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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