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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此行，还直接与天津的资本家见面和座谈，帮助他们消除疑虑。
4月21日，他来到宋斐卿任总经理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接见劳资双方代表。当时，这家公司的劳资关系非常紧张，工人认为解放了，就得分资本家的财产，就得共产，主张把库存的毛线分掉，因而发生了“吃鸡”还是“吃蛋”的问题，刘少奇告诉工人代表，在劳资两利的情况下，还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一段时间。“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4月23日，刘少奇视察了朱继圣任总经理的仁立毛呢厂。朱继圣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天津有名的企业管理专家，他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企业管理的专著，与美国商界的关系特别好，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中国工艺品销往美国的出口商。解放前，他没有跑往美国，坚持留在中国。刘少奇称赞他的工厂在管理上的文明、先进。朱继圣则把自己的英文专著送给随行的王光美。
刘少奇天津之行的重头戏在5月2日。他邀请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周叔韬、宋斐卿等128位资本家座谈。这也是“天津讲活”的主体部分。会上，资本家们表示，他们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刘少奇耐心听完他们的讲话，说，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阶级，要从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但从新民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和平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现在形势很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白己决定。中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了，中国工商业发展有了保障，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既要发展国营经济，也要发展私营经济，从原料到市场，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
这时，有资本家说，他怕听“资本家”称号，也怕呼“剥削”二字。刘少奇笑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到别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依旧叫你们“资本家”。刘少奇侃侃而淡：剥削是个事实，哪怕是罪恶，也只好承认了。不过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苦闷彷徨，那是错误的。过去，你们一方面剥削别人，一方面又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这是剥削制度的罪恶，剥削是个社会现象。谁也不愿受剥削，剥削制度是很坏的，消灭剥削制度是大好事，但根据今天中国的现实情况，不是要不要消灭剥削，而是能不能消灭剥削。消灭以后怎么办？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我们共产党人知道，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剥削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产业。它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既为它的剥削制度所需要，也为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
资本主义产业发展了，无产阶级力量也会随之增强。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100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抹杀这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说，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年轻时期，还可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当前我们要求工商界发挥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这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的机会，你们应该努力，不要错过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恢复和发展生产，除国家之外，还有私人的；国营与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以避免旧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
针对劳资紧张的问题，刘少奇说，你们资本家有身份，假如工人们骂你们一句，你们就认为丢了面子。但是工人们有没有身份呢？工人们也有身份，他们的政治地位还比你们高一点。你们想一想，假如你们骂了工人，他们会不会也认为是丢了面子呢？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你们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在谈到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资本家怎么办时，刘少奇指指宋斐卿先生说，你现在只办了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16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国家下命令，你就把厂子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行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16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总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总经理，因为你有功，国家再交8个厂子给你办，—共24个，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还要相应地给你高的地位。可是你得要办好呵！你干不干呢？宋斐卿说，那当然干。
刘少奇这么一讲，在座的资本家松了一口气。
“天津讲话”波澜骤起，高岗掀起倒刘恶浪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效果是明显的。
刘少奇离开天津后，很快收到东亚公司经理宋斐卿的来信，表示要增设新厂，恢复老厂，扩大生产计划。刘少奇立即复信予以鼓励：“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工商业者打消了顾虑，企业关闭数字急剧下降，开工率迅速上升。到6月份，天津新开张的厂店达1160户，而停业的只有27户。刘少奇讲话后一个月，天津的财政收入比前一个月增加1.5倍；两个月后，天津的进出口总值达到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工商业者逐渐靠拢党，信任党。抗美援朝开始后，天津工商界4.2万人率先大游行，拥护共产党的决定，受到毛主席的称赞。
刘少奇的天津之行，不仅使党在刚刚解放的北方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稳定了局面，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提高了党在各界人民心中的威望。这次讲话的主要目的是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使刚解放的大城市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环境，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新秩序，支援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尽管讲话中某些言辞矫枉过正，如“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听起来确实刺耳，但总的精神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毛泽东认为讲得很好，个别言辞不一定准确，可以推敲，毛主席强调我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为16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刘少奇对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视，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照此阐述。
刘少奇结束天津之行后，于5月中旬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机关高级干部谈了自己关于稳住资本家发展生产的意见，希望大家以此为原则大胆地向资本家和工人宣传。他说，最近我去了天津，资本家非常高兴，有些工人或许不那么高兴，但是没有关系，我是真诚地为工人打算的，他们将来会看到这一点。
中共东北局的社会部长邹大鹏看到了刘少奇的讲话，想到东北也有类似天津的“左”倾问题，比如有些共产党员进城后打算把资本家“挤垮”，而东北局书记高岗说“垮了就垮了”。当时中央明文规定，各级干部有权越级向党中央反映存在的紧急问题。于是，邹大鹏写信给刘少奇，反映东北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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