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整个襄樊之战，首尾长达半年之久，从开始的吴魏使者往来不绝，到后来的曹操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等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竟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全军覆没之际，蜀军援兵也还是迟迟不至，这引起了后人的纷纷猜疑。最近，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子彦在专业期刊《史学集刊》上撰文指出，关羽之败，败在吴魏联盟绞杀，但真正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却可能是自家人诸葛亮。
襄樊之战，前后半年之久，蜀汉为何不派一兵一卒？对此，学者多有议论。早年，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提出独特见解，他认为，关羽镇守荆州，手握重兵，骄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以对付，即使刘备健在之时，诸葛亮也很难越过关羽这道屏障而摄取更大的权力。故“葛氏”宁可丢失荆州，也要假吴人之手除掉关羽。章太炎的这个观点很是大胆，但仅仅只是猜测。而朱子彦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则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刘备、关羽“自小结契”，刘备绝不会“疏慢”到只作壁上观。
朱子彦在文中指出，当时诸葛亮虽不能执掌军政大权，但他明知关羽攻取襄樊条件并不成熟，且完全违背了《隆中对》提出的待“天下有变”，两路北伐曹魏的战略决策。然《三国志》正文及斐注中均未见诸葛劝谏的记载。
退一步而言，即使刘备宠信、纵容关羽，不把《隆中对》放在心上，但襄樊战役打响后，刘备、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关注战役进展的一举一动。尽管川、鄂之间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不甚畅通，但整个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7月开始，至12月结束，首尾长达半年之久，蜀汉作为一个完整的新兴政权，不可能没有任何信息传播渠道。关羽攻襄樊，守荆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时孙刘联盟已呈破裂之势，孙吴随时可用奇兵偷袭荆州，诸葛亮深谙兵法，难道他会掉以轻心？众所周知，诸葛一生唯谨慎，从不弄险，他为何不提醒“疏慢”的刘备？
朱子彦认为，只要诸葛亮负起自己作为“军师”的职责，随时将荆州的“险情”提醒刘备，与关羽“自小结契”、情同手足的刘备绝不会“疏慢”到只作壁上观，对兵败临沮(关羽被擒杀之地)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所以真正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家人诸葛亮。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除掉关羽呢？这还要从诸葛亮的抱负，以及关羽的为人中寻找答案。
诸葛亮胸怀天下，关羽无疑是他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
朱子彦指出，诸葛亮高卧隆中，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实则“藏器在身”，是胸怀大志的。他曾对好友石韬、徐庶、孟建云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他可仕至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笑而不言为何？盖因刺史、郡守一类官职皆不在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则难以启齿告人也。
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东吴重臣张昭想推荐他侍奉吴主，诸葛亮说：“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贤”、“尽”两字的寓意深长，必须参而悟之。所谓“贤”，即把诸葛亮看成是“贤士”，对待“贤士”的最高规格无非是以“国士”待之，而“尽亮”就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个中之意。
然而，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以后，其地位和权力也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其实，刘备对诸葛亮亦并非一开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犹如鱼水。在刘备称帝前后，关羽、张飞的地位均高于诸葛亮，其他如赵云、庞统、法正、黄忠、马超等人的地位亦不低于诸葛亮，正如大多数史家所指出的：刘备与关羽、张飞的关系比之于诸葛亮显然要更进一层。这对于一心欲谋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来说，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严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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