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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来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许多时候都是高瞻远瞩的，其正确的一面远远多于错误的一面。他与毛泽东是多年密切合作的伙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感情深厚的朋友。然而，自从反冒进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总感到在一些方面自己与毛泽东的思路有一些距离，或者说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
这时，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毛泽东于11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其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对1956年的反冒进公开进行指责：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
也是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话来回应。毛泽东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周恩来：1956年的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周恩来不得不作检讨。1958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这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已陷入被批评的境地，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随后，毛泽东在召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如：——1956年6月15日，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那里说：“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中宣部根据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意思起草的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关于1957年度计划的报告》节录，这份报告主张：“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点”，“数量上的增长稍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
……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所以，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一吹，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是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个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南宁会议开始的前两天，周恩来还在北京；11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12日，接见了三批外宾。待周13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时，才亲身感受到会议空气的凝重。周也为之紧张起来。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在毛泽东的直接追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毛泽东继续往下说：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薄一波看出来，周恩来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转过弯来，但组织原则驱使他不得不作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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