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代表中央致悼词 |
采访者：王凡
受访者：邬吉成，原中央警卫团副团长
-人们多把罗青长称作周恩来最后召见的一个人
-周恩来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
-“总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邬吉成在病房门口默默向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
1976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年，也是转变着中国历史的一年。这一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事很多很多。
1月8日早晨，邬吉成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民航总局的副局长张瑞霭、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江明，还有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员邱巍高，聚集在首都机场，正在开会研究那里的现场警卫事宜。
会议刚开不久，邬吉成就接到中办警卫处警卫值班室的电话，说总理逝世了，要他们立即回城。听到这个消息，当时邬吉成的心头像被重器捶击，沉重万分，没想到他老人家就这么突然离去。
在那一时刻，听闻如此噩耗，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心情都“沉痛万分”。但邬吉成更痛一分，“这不光是在于31年前，我从一个战斗员转而为一个警卫员的时候，第一次站岗，就守卫在周恩来的院子门口；更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重永远不能弥平的遗憾！”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曾经写文章，记叙了周恩来临终前的召见。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恩来在和他交谈中间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让病中的周恩来再增劳累，悄悄地离开了病房。人们多把罗青长称作周恩来最后召见的一个人。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此后周恩来还提出要见一个人，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邬吉成，时间在他辞世前6天，即1976年1月2日。
当时周恩来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分。而就在这天中午，他醒了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么，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
人们顺着“Wu”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恩来是要见一位姓“吴”的。毕竟，在中国姓邬的也太少了，再说谁会想到周恩来在生命垂危之际，要见一个仅仅是从事保卫工作的干部呢？
周恩来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后，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人们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吴某某”，而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邬吉成。
但人们还不敢确定，就又询问了一声：“您要见的是不是钓鱼台邬吉成？”周恩来点了一下头。于是周恩来的卫士长张树迎马上给邬吉成打了个电话：“你马上到305医院来，总理要见你。”
邬吉成立即叫上司机小王，拉他赶到了305医院。进了医院的楼里，邬吉成径直进了周恩来病房斜对面的护士和随身警卫的值班室，他记得时间是在两点左右。“赶紧去见总理吧。”邬吉成急于聆听周恩来的指示。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诉他：“总理又昏迷了，请你在值班室里等候。”邬吉成一面等着，一面猜想着周恩来召他前来，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嘱托和吩咐。
等啊等，一直等到大约是黄昏的时候，有人来通知邬吉成说：“总理醒过来了。要先服点药，医生做一些简单的处置，你就可以进去了。”
可邬吉成等到的不是进入的消息，而是“总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长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为在这个值班室里，老有护士走动，邬吉成怕影响人家工作，就去了楼门口处的警卫值班室。他记得当时在那里值班的，有刘兰荪和康海群。
由于惦记着总理的召唤，邬吉成怕自己睡着了，所以在值班室里靠一会儿，就到走廊里转一转。到了约莫次日凌晨五六点钟，他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还有作为医疗组组长的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刘湘萍。
邓颖超见邬吉成还在苦等，就对他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已经等了太长的时间了，就别在这里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
“好的。”邬吉成答应毕，向邓颖超提出一个请求：“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邓颖超同意了，邬吉成走到周恩来的抢救室门边，当时的门是半敞开的，他可以看见病榻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恩来，平抑住心头的万端思绪，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就悄悄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根据医生的回忆，周恩来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呼吸浅而短促，真是脉如游丝”，他再不可能提出见什么人了，直到他在五天后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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