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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过康乾盛世之后，经历了中华民族有文明史以来最为惨的衰败。在外强入侵，连年战乱，国家重建等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国家对占人口少数的同性恋者的压制却总没有被忘记。用中国著名精神卫生专家贾谊诚先生的话说，"在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对同性恋，鸡奸等性行为以‘伤害风化罪’论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对同性恋，鸡奸等性行为以‘流氓罪’论处"。与此同时，有关同性恋的任何公开讨论在几百年内都被列为禁忌，同性恋者只能在自发形成的公厕和公园等地的"渔场"相互结识。压制的结果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当同性恋议题重新浮出水面时，忽而成了"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和"精神污染"，而对同性恋的不宽容态度则被称为"中国特色"。但事实并非如此，同性恋与中国历史共同生存了千年，而对同性恋的压制仅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中国千年的历史为同性恋作为一个文化和一个族群应如何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以史为鉴，避免同性恋在中国近代的厄运重演。中国的传统礼教是不利于同性恋的，但中国同性恋靠依附主流婚姻制度而得以生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古代的同性恋者都要有传统家庭，转接香火，男子必须结婚生子，在完成这一任务之后，同性恋的男子好男风就没有什么约束了。古代中国婚姻的基本意义在于经济联盟，一个家庭同舟共济与天灾人祸斗争，由于死亡率高，确保种族繁衍和家庭稳固是当时的第一需要。因此在联姻时，变数太多的感情因素一直不被首先考虑。但是组建家庭时无视个人感情也对社会稳定不利，中国古代以纳妾和男风为婚姻制度的补充，满足主男感情或情欲上的需求(不要忘记，中国古代文化本身就是大男子主义的文化)。中国的传统礼教因为适应了中国当时的国情，使中华文明的强盛持续了千年，而中国同性恋者的务实态度，让自身生存千年，没有招致象在其它文化中所遭遇的杀身之祸。
从同性恋的角度看，同性恋在明末清初的由盛转衰体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同性恋在婚姻制度中的地位并没有因为男风的盛行而发生任何改变。男风以迷恋年轻男色为核心，享乐性和短暂性是其特点。同性恋盛行百年，却没有形成一个社会力量，或形成以同性联姻为主的家庭模式，也没有出现一套让同性恋关系渡过生老病死，天灾人祸的机制。所以即使参与的人数不少，但与异性婚姻相比，同性恋仍然脆弱无比。第二，男风依附享乐主义而旺，但同性恋没有及时与享乐主义脱钩，为以后的衰落埋下了祸根。追求个性解放和情感宣泄的享乐主义是诱人的，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色彩。原因很简单，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享乐不仅需要有物质基础，而且消耗精力。明末的享乐主义助长了腐败，加强了剥削，所以之后的保守派儒家学者将明朝的灭亡归罪于享乐主义是有一定道理的。享乐主义在现实的生活面前有着致命的弱点，当同性恋随着个性解放的享乐主义兴盛之后，没有与之脱离而形成自己的一套行为规范，享乐主义的膨胀导致王朝覆灭，与之共生的同性恋也免不了受到清算。第三，光是规模上的扩大，人数上的增加，而缺乏自强机制，同性恋往往成为社会运动的牺牲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一个狮子肥壮倒也无妨，但一头羊肥壮起来，可不是件好事。同性恋没有克服自身致命弱点的时候，男风兴盛，招引了统治者的注意，使自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相比之下，古希腊的斯巴达同性情人军团在保家卫国方面创下了丰功伟绩，在这种环境下，同性恋受到社会的宽待以至赞美，可谓实至名归。
从文明发展上看，同性恋在中国受到压制是中华民族百年悲剧的一部份。康乾盛世时，中国国力十分可观，但政府没有把注意力放到对外交流，学习别国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上，而是故步自封，耗费大量的精力来维持过时的礼教，同性恋也成为他们政治短见的受害者。当政者失策而酿成的大祸泱及了整个中华民族，使中国一再落后于历史的前进车轮。类似于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未能在华夏大地出现，洋炮轰鸣下姗姗来迟的戊戌变法也不幸胎死腹中(当时康有为提出的婚姻法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内容)。五四运动提倡向西方学习，但同性恋研究方面却拾来了病态说的牙慧，而西方于五十年代兴起的同性恋正常性和健康性研究以及后来的平反政策，却因学术交流的中断而未能及时吸收，使同性恋至今在中国仍然被列为病态。与此同时，源于基督教文明的"同性恋恐惧症"也随之而来，正好与"三纲五常"合拍。于是乎，落后医学和过时道德对于同性恋的双重压制，而今却成了"中国特色"。
一个没有信心的虚弱社会，总是首先想到控制民众的言行，包括控制他们的性行为。清朝立法禁止同性恋的举动，表明了统治者缺乏自信，也预示了以后的国势衰落。而当今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认识同性恋的努力也表明了社会的进步。在敦促社会了解和理解同性恋的同时，作为同志的我们也应该学习和借鉴前人，在勇敢地追求爱情的同时，探索出一条能让同志生活方式长期生存的道路。
明代“男风”昌盛，很多帝王将相也有此雅兴。
明代的男风也是很盛的。男风、性小说、春宫画的流行，是明代性风尚三个最突出的方面。
一、帝王的男风
明代皇帝好男风的很多，和汉代有些相仿。其中明武宗朱厚照是很突出的一个。
他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帝，对一切政务都没有兴趣，但对射箭、骑狩与曲乐十分喜欢，也懂梵文。他对一些年少英俊的官吏非常宠幸，有一次甚至在宫中封了120个青年作为他的“义子”，赐姓朱。他在南巡的时候，因为喜欢一个歌童，侍宦以为武宗要纳他入宫，于是将这个不幸的歌童阉了。
清代毛奇龄的《明武宗外记》有这么一段描述：宫中六局者，有尚寝者，司上寝处事，而文书房内官，每记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宫嫔年月，以俟稽考；上悉令除却省记注，掣去尚寝诸所司事，遂遍游宫中，日率小黄门为抵蹋麹之戏，随所驻辄饮宿不返，其入中宫及东西两宫，月不过四五日。
以上记载了明武宗和后妃同寝，一个月不过四五天，其它时间都和宫廷中的小太监在一起玩，流连往返，由此可知其性兴趣。他最宠幸的男子有江彬、写亦虎仙、钱宁等。他常在“豹房”进行同性恋活动，不理政事。“帝在豹房常醉枕宁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宁，宁来则知驾将出矣。”明武宗常以太监钱宁的身体为枕，这是多么亲密的关系。百官老见不到皇帝，就以钱宁的行踪来判断皇帝的行踪，这又是多么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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