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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声明震惊海内外
在4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根据《纪要》精神，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主题报告，向与会人员发出警示。郭沫若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难得的表态机会，公开畅谈他思虑已久的政治态度：
石西民同志的报告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得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因为在一般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颗手榴弹，我也愿意……
郭若沫的这个讲话，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后，4月28日，《光明日报》为之拟定了《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标题，全文刊登。他的讲话一出，引起国内外的反响。尤其是在日本，郭沫若享有很高的威望，日本的一些友好人士，如松村谦三、黑田寿男、宫崎世民等人，竟然要求亲赴中国，想当面询问郭沫若“焚书”的真意。
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
然而，郭沫若却一身轻松踏上了西去巴蜀的列车。这次大西南之行，是以视察、参观成都和攀枝花(当时叫渡口)等地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名义入川的。与他同行参观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还有当时主管经贸口的副总理薄一波。郭沫若每到一地，必有诗词歌赋问世，且紧密联系当前政治形势。在大邑，他又参观了曾经连看三遍的《收租院》泥塑，愤而赋诗：“收租院里三次来，怒彻心脾恨满怀。观众如潮门外涌，五洲震荡激风雷。”在攀枝花，为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感染，纵情歌颂：“主席思想挂帅，物质精神互变，满望新愚公……”
这次行程，还有一个微妙的私人意图，这就是计划回久别27年的老家乐山沙湾镇看看。年逾古稀，又遇险风恶浪，无可奈何之际，“告老还乡”的念头，或许在郭沫若的脑际几经盘旋，借公务之机回乡探视，是否是为最坏的结局打前站呢？
正当郭沫若在观望之中准备返乡时，5月1日晚上，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令，回京参加5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一个没有党内职务的普通党员，能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表明郭沫若的特殊身份。
这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五·一六通知》，实际上发出了打倒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所谓走资派的信号。在《五·一六通知》公布的第二天，《解放军报》在头版刊发了郭沫若《水调歌头·读〈欧阳海之歌〉》的手迹：
灿烂英雄象，辉煌时代光。伟大熔炉威力，好铁炼成钢。阶级感情充沛，主席思潮澎湃，滚滚似长江。一气呵成后，锤炼百千方……
1966年前后因批判《海瑞罢官》带给郭沫若的政治压力，似乎可以解除了。
但不管郭沫若理解还是不理解，“文革”的熊熊烈火，终于按照毛泽东的意志点燃了。
1966年6月22日，郭沫若被任命为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这次国际会议在北京举行。他也借这次会议，担当了向外界传达和介绍“文革”情况的重任。196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于7月4日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的长篇发言。发言的最后，郭沫若就自己在4月份有关“焚书”的论调，向国内外同行进行了解释和澄清：
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2000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不断地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正常的事。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结束了在北京的议程后，7月17日，毛泽东在郭沫若的陪同下，在武汉接见了参加亚非紧急会议的各国代表和观察员。
就在受到毛泽东接见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6日，郭沫若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们，在武汉长江的游轮上，亲眼目睹了伟大领袖横渡长江的壮观景象。这其实是向中外人士宣布，已经73岁高龄的毛泽东，依然有强健的体魄、旺盛的精力，去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果然，7月26日的《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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