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共产国际的人要亲自出马风风火火地去组织人打倒陈独秀呢?
2001年第8期《百年潮》杂志刊登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回忆录中的文章：《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杨尚昆1926年到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办的中山大学学习。他在文章中说，1927年整个3月份，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一直在说“蒋介石不得不服从群众的革命意志”。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个星期，即4月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话音刚落，4月12日，蒋介石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大开杀戒。消息传来，中山大学像遭了一大场地震。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学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宁(南京蒋介石控制的部分国民党、当时被称为国民党右派)、汉(武汉汪精卫控制的部分国民党，当时被称为国民党左派)分裂，“事实上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斯大林要学员仍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没有右派”，“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又是话音刚落，7月15日，宁汉合流，武汉的汪精卫也跟上蒋介石反共了。这一下，斯大林怎么办呢?7月28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导致中国大革命失效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杨尚昆的文章中说：“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这就一下子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当然要马上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制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对中央总书记的事实，好审判陈独秀这个替罪羊了。
斯大林这样做，当然引起最了解情况的中山大学学员的不满，于是在以后的“反托派”斗争中他们倒了大霉。杨尚昆在文章中说，中山大学在后来苏共的清党、清团中给百分之五六十的学员扣上了“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的帽子。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是“托派嫌疑分子”，被开除团籍，到工厂劳动。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等也去工厂劳动改造，还有三十多名“主要分子”被逮捕。
这就是铁的事实。
事实是最有力量的
斯大林在位时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是独裁者的狂言。他当时掌握着苏联的党政军大权，但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只是一个暂时的掌权人。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只承认事实，事实才是最有力量的。他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就揭了他的盖子，他掌权时组织人为他写得处处正确、事事正确的《联共(布)党史》很快被否定了，他的遗体从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里被撤了出来，从苏联到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把他的塑像拆掉了。斯大林为自己写的光荣历史就此结束。
应该说，对陈独秀问题最自信的是陈独秀自己。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年末日军占领南京，陈独秀来到武汉，董必武去拜访他，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但要求他写一个书面检讨。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为什么呢?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许多人都觉得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定了的事，是铁板钉了钉的。他却认为还在未定之数，他不认为斯大林不实事求是的话最后会算得了数。他真是个有自信力有远见的大哲人。实际上，当时就是他写了检讨，他也去不了延安。想让他去延安是新的党中央的一片好心。那时斯大林还在台上，还是伟大领袖和导师，共产国际还没有解散，苏联还在反“托派”，陈独秀问题是一个大禁区。新的中共中央让陈到延安去，这么大的事靠一纸检讨怎么敷衍得过去?延安当时就有人提出了陈独秀不能去。康生还造了一个谣，说陈独秀是日本特务，每月拿日本人300元(此事连国民党也不信)。
时间对斯大林是不利的，对陈独秀是有利的，到一定时候，人民是会拿事实来说话的。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里，陈独秀生活潦倒，但是绝不让自己染上污点。就在抗日战争前国民党还把他抓了起来，为他辩护的律师在法庭上讲，他已经不是共产党的人了，放他出去，有利于分共。陈独秀听了，拍案而起，大义凛然，不同意律师的说法，还大讲了一通共产党的主张，大骂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俨然是开除了共产党党籍的共产党人，结果被判重刑。后来，国共合作抗日，人们奔走营救，才提前释放。他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和成立以后，他就几次被捕，从不低头，早期孙中山还组织人营救过他。抗日战争时期，他生活潦倒，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有的做了国民党大官，送钱来，他一分不收。他说收了就说不清了。周恩来让他有困难到重庆去找自己，他也不去。最后贫病而死，一身清白，受人敬仰。
他有信心，历史会给他公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突破陈独秀问题禁区的呼声越来越高，终于结出了今日之果。
陈独秀在当中共领袖前，是革命的播火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革命家。在担任中共领袖以后的六年里，他的实践也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正是他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迅速地成熟起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想领导好中国的革命，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实际，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走自己的路，对一切外来的意见，要认真听，但绝不能盲从，要独立判断，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当时斯大林和苏共需要的是一个驯服的中国共产党(他们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严加控制)，因而对中国共产党独立思考的态度是不喜欢的。但是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胜利了，为中华民族洗净了邪片战争以后的百年耻辱，扫平了国内军阀，建立了真正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也只能承认现实了。(摘自《炎黄春秋》，冯东书文) 上一页
-----------------------------------------------
| 
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