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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关于林彪之死，无论国内国外，种种传言扑朔迷离。1994年，两位西方年轻记者彼得·汉纳姆和苏珊·劳伦斯独辟蹊径，锲而不舍地走访于蒙古、俄罗斯、美国、台湾、香港等地，历时半年，往返数万公里，终于靠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揭开了一个亚洲当代史之谜——林彪之死内幕。
调查纪实刊登在当年夏天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调查结果轰动了国际新闻界和史学界，许多国家的媒体对此进行了转载和评述。
调查纪实发表的时候，彼得和苏珊还在北京工作。我曾为此多次采访彼得，采访中我对他严谨的工作态度印象颇深。彼得谙熟中文，对我的文章所涉及的全部事实进行了字斟句酌的推敲。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涉及文革、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林彪的纪实文学对林彪坠机温都尔汗事件往往语焉不详。所以我决定把彼得和苏珊的调查过程写出来，以飨读者。
白克矿区：飞机残骸和9座空坟
1993年5月，分别担任澳大利亚广播电台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驻北京记者的彼得和苏珊飞到蒙古。他们租了一辆苏制吉普，和翻译一起离开乌兰巴托，向东驶去。每当遇到一个骑马的人，他们就上前问路。途经温都尔汗的时候有人指点，距该市70公里处有一个叫做白克的矿区，据说1971年9月曾有一架飞机在矿区附近坠毁。
彼得说：“如果不经人指点，我无论如何不会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震惊世界的事情，这里只是一片戈壁，有一些起伏的小丘，和我们在路上看到的景致没有什么两样。矿长的司机告诉我，尽管20多年过去了，一些散落的飞机残片已经被附近的居民拣去，但是飞机残骸的主体被拖到矿区以后，一直与风沙和野狼为伴，直到1990年，几个中国商人来到这里，矿区把飞机残骸作为废金属卖给了他们。”
尽管如此，彼得和苏珊仍然不虚此行。在白克矿区，他们找到了12片支离破碎的飞机残片，最大的残片是机身的一部分，有两英尺长，据此可以确认这里的确曾有飞机坠毁。
相比之下，找到空难遇难者的坟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的坟前没有墓碑，甚至没有任何标记。因为年代久远，这些坟墓间杂草丛生。后来彼得才知道，这里的9座坟茔只是空坟。“当时，我并不认为林彪在这批丧生者中间。”彼得说。
在调查中，彼得和苏珊获悉，蒙古方面的调查组曾就此事作了正式报告，但这个报告属于机密，到2008年才能解密。不过接触过这个报告的人士说，报告里没有提到林彪，只谈到一架中国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丧生。在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看过之后，这些尸体被就地掩埋。蒙古方面还是事后从国外的报道中才知道林彪从中国出逃的事。
一名被调查者告诉彼得，他对林彪在这架飞机上的说法表示怀疑。当年他在蒙古外交部担任英语翻译，一天深夜，他被陌生人的电话叫起，10分钟后一辆汽车将他带到了安全部，关在一间小屋里。有人给他一张印着英文的纸片，让他立即翻译成蒙古语。看着纸片，他十分惶恐——这是一张避孕药的说明书，上面写着药效和服用方法。看过译文，安全部的人笑了。事后他们告诉他，避孕药被放在那个女人的口袋里。
彼得明白他的意思，按常识推算，叶群已经过了使用避孕药的年龄——这个女人很可能不是叶群，那么林彪是否在飞机上也就存在很大的疑问。
温都尔汗：克格勃带走两个头骨
在蒙古能找到的地方，彼得和苏珊都找遍了，但真相依然没有浮出水面。这时，彼得有了新的想法：谜底在苏联人手里。
飞机坠毁的当天，苏联人就立即赶到现场，这是一个主要由军人和飞机专家组成的调查组。他们负责了解飞机坠落的原因，但似乎对这架英制“三叉戟”更感兴趣，他们把3台劳斯莱斯发动机中尚完好的一台运回苏联，而对几具尸体不屑一顾。
有传闻说，苏联人几周后又秘密回到这里，并且挖出尸体进行检查。彼得非常幸运地找到参与其事的少数几个蒙古人之一——一位病理学家。这位专家提供了很大帮助，确认了此次秘密行动是克格勃所为，使调查有了新的进展。
后来彼得和苏珊获悉，尽管当时中国封锁了消息，但苏联官方根据驻华使馆提供的情况，开始关注这架飞机。苏联人觉得应该再去现场看一下，于是由克格勃组成调查组，在飞机坠毁5周后来到温都尔汗。由于天气干燥寒冷，飞机坠毁时被烧焦的尸体尚未过度腐烂，在蒙古专家的协助下，他们首先排除了机上乘客在坠机前已经死亡的可能，因为尸体上的所有伤痕都是因飞机坠毁造成的。
接下来需要确认死者的身份。苏联人带来了4只大箱子，其中有38位中国高层人士的资料，这些人在1971年9月13日后都未曾在公开场合露面。由于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死者身份的确认工作进展得十分艰难。于是苏联人就割下那个女人和那个岁数最大的男人的头颅，将头骨装箱带回苏联。
后来，中国宣布林彪死于温都尔汗坠机事件。许多年后，这位蒙古病理学家曾问过当时在场的一位苏联同行，林彪是否在这些死者中间？但是苏联同行拒绝回答。
彼得找到一张旧照片，是当时苏联调查人员和蒙古官员在聚餐时的合影。人们指给他看，照片中一位苏联人来自莫斯科第三医院，叫托米林，是调查中主要的病理学家。
彼得想，只有找到托米林，才能确定林彪是否在这架飞机上。于是，他打点行李，用稿费买了一张到莫斯科的飞机票。当时，调查的成败就维系在这张已经泛黄的照片上。
莫斯科：知情者拒绝提供情况
凭一张照片，一个名字，在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中寻找一个人，真如大海捞针，尤其当彼得得知莫斯科第三医院已经撤销的时候。但他并没有放弃努力，“当时我觉得还有线索可寻。我拿来照片，找遍了莫斯科的大小病理实验室，终于有人认出了托米林，给了我一个电话。”
托米林对彼得很友好，但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告诉彼得，自己和克格勃有协议，不得泄露调查结果。尽管克格勃如今已不复存在，但仍要经过克格勃的后继机构批准才能把秘密公开。
彼得费了很大周折，才弄清楚取代克格勃的两个新机构的分工。他送去了采访申请。但这些机构的工作效率很低，加之正值盛夏，官员们大多到郊外度假，彼得无功而返。这是整个调查经历中最令人沮丧的日子，眼看签证就要到期，钱也花得差不多了，而采访申请依然没有结果。
好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了解到彼得和苏珊调查工作的重要性，愿意资助部分费用。彼得便决定利用等候采访申请批准的这段时间前往美国，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调查。
纽约：林彪准儿媳细说“9·13”之夜
彼得采访了美国外交界、情报界、新闻界诸多人士和许多学者，但是仍然没有新的进展。
后来，有朋友告诉彼得，林彪之子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就在纽约，她是少数几个最后见到林彪的人之一。张宁告诉彼得，在北戴河的最后一晚，虽然她吃了安眠药睡着了，没有亲眼看到林彪、叶群登上飞机，但她确信林彪就在飞机上。
彼得突然问张宁，叶群是不是到了绝经期。张宁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她想了想，很肯定地说叶群当时确实还有生育能力。她回忆说，在北戴河，林彪因获知毛泽东在巡视南方时的秘密讲话而坐卧不安。有一天，他很反常地去了叶群的卧室。次日，叶群着急地去找大夫，问是否可能因此怀孕，大夫作了检查，才让她放了心。
于是，彼得告诉张宁，在坠机现场的女尸口袋里发现了避孕药，并道出他的疑问：叶群会不会经常服用避孕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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