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层 “自况说”

个体的人才能实现的。艺术离了个体创造将是一堆空洞的概念，毫无个性特色的“书画”，就连经过长期积累的群众性创造的《水浒》《西游》以及民间故事等，到它们以普遍形式定型面世之时，那最后一道“工序”仍然是一种个体作家的具体创造在决定这部小说的品格和魅力，把这一“工序”只说成是“加工”，其实也是不合实际的、非科学的认识。所以写大众也不是与写个人“势不两立”。曹雪芹为金陵十二钗(以及很多副钗、再副等)写“列传”，难道不含有一种“写大众”的意义吗?可是这也不会得出“必须排斥自传”的结论来。难道不可以有一种自传，貌似为写一个“自我”，而实亦为写大众吗?曹雪芹写了那一大群不幸的妇女，又为了什么呢?难道是为了“珠围翠绕，艳福不浅”?所以，如果我们只因为要提高(或者说是害怕贬低)《红楼梦》的意义而硬是否认“自叙传”这个事实，岂不是太短见、太自限了乎?

说《红楼梦》是“自叙传”，是否以胡适为始呢?如果就五四以来而言，可以说是的。但其实乾隆时人本就明白这部小说的实质是写作者自家的，因此鲁迅才说“自传说”之出现实际最早(而肯定确立反在最后)。他当时只是见到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作出这一论断，目光极犀利。而后来其所引原诗全部二十首都已发现，为富察明义之作，自序中明言雪芹之先人曾为江宁织造，故书中备记的是“风月繁华之盛”(恰与敦敏《赠芹圃》诗“秦淮风月忆繁华”之句相应)。我们考明雪芹与富察氏明义家交往关系密切，彼此相知，非同道听途说之比。又如同时人吴云(字玉松，吴县人，官御史。与晚清的号平齐的吴云不可混为一人)跋石韫玉的《红楼》剧本，也说《石头记》是“小说之妖也。本事出曹使君家”。这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文献。如果再往晚一点的时代看，1903年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中已经指明：“写贫贱易，写富贵难。此因发愤著书者，以贫士为多，非过来人不能道也：观《石头记》自明。”可见夏氏是看出了作者雪芹即是亲历者，亦即此书是自叙的道理。两年以后，1905年，王国维始作《红楼梦评论》，其言有云：

纵观评此书者之说，约有二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第五章《余论》)

这也足以说明：在胡适之先生考证《红楼》之前的20年，“自叙传”之说本就存在，并未中断或绝迹。例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就刊刻了《红楼梦论赞》的涂瀛，乃评批家中之极早期极出色的大手笔，其开宗明义篇即大书云：

(上言书中之甄宝玉，殆是贾宝玉之友，二人原志趣相同，其后甄则充真就俗，改入经济文章一途)贾宝玉伤之，故将真事隐去，借假语村言演出此书，为自己解嘲，而亦兼哭其友也……然则作书之意，断可识已。而世人乃谓讥贾宝玉而作。夫宝玉在所讥矣，而乃费如许狮子博象力，为斯人撰一开天辟地绝无仅有之文，使斯人亦为开天辟地绝无仅有之人。——是“讥”之，实以寿之也。其孰不求讥于子!?吾以知《红楼梦》之作，宝玉自况也。

如今世上人都知道有个“自传说”了，却闹不清比它早了至少80年已有了一个“自况说”!岂不有趣得紧?

事情再要核实，自然涂瀛也不是评家中最早的如此主张者。即如嘉庆十七年(1812)已有刊本的“二知道人”所著《红楼梦说梦》，就已揭出：

盲左、班、马之书，真事传神也；雪芹之书，虚事传神也。然其意中，自有实事；罪花业果，欲言难言，不得已而托诸空中楼阁耳。

这话已够明白。道光元年(1821)已有刊本的诸联所著《红楼评梦》，也说：

凡稗官小说，于人之名字、居处、年岁、履历，无不凿凿记出。其究归于子虚乌有。是书半属含糊。以彼实者之皆虚，知此虚者之必实。

这才是慧眼人看事，一语道破。他又说：

凡值宝、黛相逢之际，其万种柔肠，千端苦绪，一一剖心呕血以出之，细等镂尘，明如通犀。若云空中楼阁，吾不信也——即云为人记事，吾亦不信也!

这是何等的真情实话，何等具有说服力的“逻辑语言”!

由这诸例，可见乾嘉一代人，对雪芹之书本来就都是如实感、如实说的。

至于咸同年代撰刊的书，可举江顺怡《读红楼梦杂记》的一则。其言曰：

或谓《红楼梦》为明珠相国作，“宝玉”对“明珠”而言——即(纳兰)容若也。窃案《饮水》一集，其才十倍宝玉，苟以宝玉代明珠，是以子代父矣“以子代父”，清代有识之人听来乃是极荒唐不通的“逻辑”或“理论”；不料后世居然出现了一种“以侄代叔”的奇谈怪论。后之与前，也可谓无独有偶，遥遥“辉映”了。!况《饮水词》中，欢语少而愁语多，与宝玉性情不类。盖《红楼梦》所纪之事，皆作者自道其生平，非有所指——如《金瓶》等书，意在报仇泄愤也。数十年之阅历，悔过不暇，自怨自艾，自忏自悔，而暇及人乎哉!?所谓宝玉者，即顽石耳。

他驳“纳兰说”的理由，都切中其病害，难以比附之理最明。他说作者以此书自叙生平，数十年阅历之丰富，犹虑写之不尽，怎么还有工夫去写别人之事?这话，极平直之理路也，却也最能道着事情的真际——有清一代，具眼者如此。

那么，为何又须等到胡适出来，晚至20世纪20年代初，这才又提出“自叙传”了呢?这原因，鲁迅早已分疏过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以致胡适为了破除那些揣测，才提出了——恢复了本来的事实：“自叙传”。此其一。

胡适为《红楼梦》作考证，不一定知道上举之乾嘉时人遗文，不是有了先入之见再去寻找可以傅会的材料。他由作者、本子的考证下手，由作者的家世生平，才形成了他认为雪芹是自叙(不是叙纳兰、顺治等)的见解。这是对的，所以鲁迅也肯定了此说，认为彰明较著，无可置疑，应该确立。此其二。

但胡适自己心目中的力证，与鲁迅所以肯定其说的重点又不尽同。比如据《胡适口述自传》第十一章所载，有以下的话：

这小说中最令人折服的一项自传性的证据，便是那一段描写贾家在皇帝南巡时曾经“接驾”的故事。而且不只是接驾一次，而是接驾数次。史料在这方面是可以作为佐证的。康熙皇帝曾六次南巡；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曾“接驾”四次。不但“接”了皇帝的“驾”，而且招待随驾南巡的满朝文武。康熙在扬州和南京皆驻跸曹家。所以不管曹家如何富有，这样的“接驾四次”，也就足够使他们破产了仅就此所引的一段来说，就有三点可以评为不够精确：一、书中说的是江南甄家二三十年前接驾四次，没有说即是贾家。二、康熙驻跸的不是“曹家”，而是曹寅任职的南京织造署。在扬州，曹氏没有“家”，皇帝所驻地是天宁寺行宫。三、说接驾四次促使曹家破产，更有语病。当时曹家备办南巡接驾，主要是变尽方法挪用公款(地方官是加杂敛摊派)；所以到雍正朝追究这些亏空，欠了国家的“钱粮”，构成重罪。胡先生那样说，好像是皇帝驻在曹家，曹家用自己的财力去支应，因而耗费得破了产。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连小说中的赵嬷嬷也明言“也不过拿着皇帝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谁有钱买那个虚热闹去”最为清楚。附带一提：胡适之先生晚年的《口述自传》中涉及“红学”处，今日看来，并无新意可言，但也有一二引人注目之点，他本应按照他考证时的历史原貌追述，可是却夹入了一些改变，例如不再说曹是曹寅的次子，而说过继子；不再提旗籍问题一字，整个回避了；不再把曹家的事情只说成是一个考究饮食、讲求文学艺术的“优美环境”的问题，而竟然多出了一个向所未闻的“秘密文化特务”的名目!又如，不再说是“坐吃山空”，“自然趋势”了，而多出了以下一段话：

“但是康熙皇帝死后，诸皇子争位。雍正虽然终承大统，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名正言顺的承继特权。所以他一旦即位之后，便对原先和他争位的弟兄，乃诛囚不遗余力。在这场夺权斗争之中，曹家也受到株连。不但与曹氏有关的皇亲国戚悉被推翻，曹家自己也受了“查抄”之祸。家产充公，婢仆星散，树倒猢狲散。转眼也就穷困不堪。曹雪芹长大之后，正赶上这场不幸，而终至坎坷一生!”

所有这些，在他早年《考证》中都是绝未见有的，而且在此他也不再坚持要雪芹“赶上繁华”了，反而突出了“赶上不幸”了。这些重要的变化，胡氏自述并未交代其来龙去脉，是由含胡泛叙而过。这是有欠科学的追述法。唐德刚教授也未加任何笺注说明。。

胡先生的话，说得不完全精确，而且只举了一项书中带笔叙及赵嬷嬷忆旧，提起的是江南甄家，“独他家接驾四次”，也并非是正文正面描写。这在“纠缠派”看来，实在不但不能“最令人折服”，恐怕要说成是“偶然运用”了一星半点“家史”资料罢了。所以就是同主“自传说”的，理由也并不相同。如上引乾、嘉、道时诸例，便是最好的说明。王国维所引的，则主要根据小说开卷即自言“亲见亲闻”(王氏加以驳难，鲁迅又驳正了王氏)。到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于学术名著中郑重指出的则是：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按：指蔡元培说)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为汉军(按：此沿胡氏旧说故云，当作内务府满洲正白旗)，而《石头记》实其自叙 “自叙”“自况”说不自胡适始，但把考证《红楼梦》小说当做一门学术来对待，则是以他为创始者。《口述自传》中译注人唐德刚教授特别强调此点，那是很对的。也。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

这最后一小段，应与《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的一段合看：

此说(按：指自传说)出来最早，而信者最少，现在可是多起来了。因为我们已知道雪芹自己的境遇，很和书中所叙相合。……由此可知《红楼梦》一书，说是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

我要再说一遍：这样明白确切的话，如果有谁还要玩弄手法，加之歪曲，硬不承认，则肯定与学术不是一回事了。——鲁迅的看法是，最有力的理由不单在“接驾四次”那一类(全书中此种可举的多得是)，而是从整体宏观，小说分明是雪芹自叙：因为他的半生，即与“石头”绝似，这才是最要紧的一点(他上一个“最有力者”指的乃是因为雪芹是八旗世家，所以不会如蔡说著书是为了“排满”。读书最忌理路不清，故无谓的纠缠时常使人不得不浪费笔墨)。此其三。

把这三点弄清了些，一来可使一些不甚了了的评论家们省掉很多无谓的葛藤，不致再制造更多的混乱。二来是可以让我们继续思索我国小说史上所显示的很多特点。

即以“名词”而言，胡适最初用“自叙传”，更多的是用“自传”；如依他《口述自传》的中译，则后来也用了一个“自传性”。鲁迅则用“自叙”。当然，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写文章，还远不像今世的有这么多的这个“性”那个“性”——如不点破，这也会成为“纠缠派”的纠缠课题对象的。

再者，请注意清代人所用的那词语，不说“自传”，也不说“自叙”，而是说“自况”。

我因此想，这个“自况”，实在极有意味，更符合汉文传统上的精妙度和丰富度。假使能懂得这个“况”，也许就不致发生那种“担心把小说和历史(或‘史料’)混淆了”的麻烦了。因此“况”的意义，既含有“状”(形容，写照)的一面，也含有“比”的一面。这种比，不是比较、比照、比并，而是“比拟”，这比拟就是连旧词语“影射”、新词语“象征”都可包纳的一种“艺术处理”。比方曹雪芹让李纨掣得了一枝老梅“花名”酒筹时，李纨得意地说：“这东西倒有些意思。”这就是说李纨意中也以寒梅“自况”。“状”的一面，是自叙自传性，“比”的一面，是自影自拟性。所以我说清人的“自况”说，与后来的“自叙”“自传”说相较，实质原是一回事，但从涵义周至的程度来说，实更优胜。

这样看来，“自传说”的存在，并不自胡适始。此事至为清楚了。胡适不是创立了“自传说”，只是恢复或明确了它。

如果明白了这些历史渊源，那些批胡(我只指“红学”上的批胡)的评家，也许就不致于把“自传说”作为了攻击重点，因为这等于把这一贡献，全部奉送与胡先生的名下，实际上倒是太高抬了这“一家言”呢!这与美国、台湾等处的捧胡派之将“红学”归功于胡氏一人，反倒成了异曲而同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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