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也烈(1899－1976)

袁也烈，原名炎烈，字树成，号映吾。曾用名袁振武、王国栋，1899年10月19日生于湖南省洞口县袁家垅。1925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7月由聂荣臻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历任红八军第一纵队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红七军团长，八路军山东纵队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清河军区及渤海军区参谋长、司令员，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政治委员，海军党委常委、副参谋长，国务院水产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9月授少将军衔。袁也烈戎马一生，功勋卓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海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仅向读者介绍他辉煌人生中的几个片断。

南昌起义 误把朱老总抓起当“俘虏”

1959年9月30日晚，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欢聚一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内，群星璀璨，人潮如涌。朱德委员长在前来敬酒的人群中，指着一位身材高大挺拔、身着少将军服、戴着一副琇琅架眼镜、留着短髭的军人，风趣地笑着说：“营长同志，还记得不，你下过我的枪哩！”这位将军此时却像年轻人那样变得腼腆起来，刚想要答话，站在朱老总旁边的周恩来总理开口了：“老总，不能记仇啊，不打不成交嘛！”“不是记仇，是记住我有过这样一个好营长哩！”朱老总笑道。

这位少将便是时任海军党委常委、海军副参谋长的袁也烈。他的性格如同他的名字一样，钢烈如火。南昌起义时他确实下过朱老总的枪，误把朱老总抓起当“俘虏”。

1927年7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时任叶挺部下第二十四师二团三营营长的袁也烈，奉叶挺之命，率部开赴南昌。

7月30日下午，袁也烈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营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叶挺分析了面临的形势，传达了党的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以挽救目前危机。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总指挥部的战斗部署，各部队加紧进行起义准备，袁也烈营的任务是夺取和控制南昌城东门。

31日早晨，袁也烈化装来到东门附近，仔细侦察了敌情、地形，发现驻敌有1个团部、1个营部、7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共两个营以上的兵力，比师部估计的兵力大得多。虽然敌众我寡，但袁也烈认为自己处于主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完全可以克敌制胜的。于是，他在归途中拟好了歼敌计划。下午，袁也烈营来到东门外，以部队刚到找不到宿营地为借口，在东门外驻敌营房前面露天宿营。连长们则以选择哨所位置、寻找饮水及大小便处所为名，详细察看了地形，有的还到敌人的营房里侦察情况。敌人也不完全麻痹。他们派出一些巡逻武装，不断地在营房外面巡查，有的甚至走近露营部队想看个究竟。然而，他们看到的是，在一排排整齐的枪架下，躺着一个个疲倦的士兵，背包打开了，人都睡熟了，较远的地方放着横七竖八的行李担子，一切都似乎平安无事。夜深了，按照袁也烈的部署，战士们悄悄地行动起来，打好绑腿，扎紧皮带，左臂缠上作为识别用的白毛巾……做完这些，依旧躺下“沉睡”，等待起义时刻的到来。

8月1日凌晨，随着“砰、砰、砰”三声清脆的枪响，南昌城里顿时枪声大作。袁也烈一声令下：“冲啊！”部队就像潮水般冲进敌军营房。经过两小时的英勇冲杀，袁也烈全歼了朱培德部的一个团，胜利完成起义总指挥部交给的任务。这时，南昌城内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袁也烈命令战士在东门一线设置掩体和路障，以防敌军逃窜。忽然，一个40多岁穿国民党军装的军官骑马过来，袁也烈厉声喝道：“站住！”那军官刚翻身下马，袁也烈就带着战士一拥而上，下了他的枪，然后让副官把“俘虏”押进营房，并向指挥部报告。不一会儿，副官慌忙跑来报告，说周恩来告诉他，刚才抓的军官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朱德。“什么？糟糕！”袁也烈连忙跑去“请罪”。朱德哈哈大笑，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夸奖说：“你警惕性还蛮高的嘛！”三人相视，发出朗朗的笑声。

牢狱生涯 坚贞不屈

1931年2月3日，袁也烈在广东乳源县梅花村的战斗中身负重伤。随后，他化名袁映吾赴上海养伤。

5月15日深夜，一批英国巡捕突然闯入他的住所，搜出党内文件24份，袁也烈和同在学习党内文件的桂仰之被捕。在押解途中，袁也烈机警地告诉桂仰之，敌人审讯时只说文件是袁映吾的，别的什么都不要承认。敌人连夜审讯，问袁也烈是不是共产党？袁也烈答：“不是！”“这些共产党文件是谁的？”“是我的。”“这些文件是从哪里来的？”“是一个姓王的寄放在这里的。”“姓王的在哪里？”“不知道！”敌人接连毒打拷问，袁也烈始终坚守秘密。

次日上午，同在上海养伤、给袁也烈传送党内文件的红军干部张剑萍，走到袁也烈住处时，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中午，敌人把袁也烈、张剑萍押到一起对质。

“你认识他吗？”敌人指着张剑萍问袁也烈。

“不认识。”袁也烈回答。

“文件是他给你的吗？”

“不是。”

凶狠的敌人当即把袁也烈打翻在地，拖进刑讯室，上电刑、坐老虎凳，妄图逼迫袁也烈屈服。但袁也烈咬紧牙关，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和同志们的身份。最后，敌人以“危害民国”的罪名，由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于6月29日判处袁也烈有期徒刑5年，关进提篮桥监狱。

1932年7月26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依照大赦条例，将袁也烈徒刑5年减至3年零4个月。

1934年10月，袁也烈服刑期满。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派员谈话“察看”，迫令袁也烈写悔过书。袁也烈当即答复：“我不是共产党，有什么可悔过的。”上海特别市党部遂以“袁映吾始终不承认参加共产党，并无悔过诚意，应送反省院反省”，函复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10月29日，袁也烈被解送上海市公安局，转送苏州反省院。

苏州反省院是一个政治犯集中营。它采用种种手段，对革命者进行所谓“反省”、“教育”。袁也烈每次参加听课和阅读有关书籍，就利用各种形式，对其中愚弄和毒害人们灵魂的内容进行揭露和批判。反省院要反省人员天天写反省日记，袁也烈常在日记里写些三民主义中有关民族、民主革命的体会，作为自己的学习心得对敌人进行回击。反省院规定，反省人员的“反省期限”为六个月。袁也烈到反省院六个月后，却仍未被释放。直到十个月后的一天，袁也烈意外地被通知到院方候保室，他被告知：“只要办好找保手续，写好出院声明，就可以释放出院。”袁也烈写信回家，家里花钱托人办了找保手续。但他写的出院声明，却一次次被打了回来。院方将别人写的出院声明给他看，要他仿照着写。袁也烈不上敌人的圈套，他向候保室的人说：“我不是共产党员，又没有反政府言行，你们是有案可查的。叫我怎么写反共自首声明！”候保室的人说：“你的脑子没有转变，还是怕写了声明，共产党不再要你。”袁也烈说：“在巡捕房，我没有屈打成招，现在办出院手续，也只能按我的实际情况办。”

经过袁也烈同院方的反复斗争，院方无可奈何，同意他写了一份“弃商就农”的志愿书，于1935年10月将其释放。